中经记者 陈雪波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院长魏彦玉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院长魏彦玉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高校基础研究的建议。

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极端重要性，而西部高校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受制于经费投入、人才流失、平台布局等多重因素，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非常明显，需要尽快补足。

西部基础研究面临“创新鸿沟”

在魏彦玉看来，西部高校基础研究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可以用“钱”和“人”两个字来概括。

其中，经费投入的差距十分明显。他调研发现，2025年西部“双一流”高校的预算总额不足东部同类高校的三分之一。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省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十四五”期间研发经费预计达1500亿元，基础研究占比有望达6.5%。但西部高校的生均拨款、专项经费远低于东部，地方财政配套能力又受制于经济总量，难以持续输血。企业和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的意愿普遍偏低，多元化投入格局迟迟未能形成。经费短缺直接导致科研条件更新缓慢、青年教师启动经费匮乏，许多有潜力的研究想法在起步阶段就被扼杀。

人才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同样刺痛着西部高校。魏彦玉注意到，受区位劣势和东部“虹吸效应”影响，西部高校培养的优秀人才大量外流。“引才难、留才难”成为常态，国家级人才计划难以对冲东部的综合吸引力。顶尖人才匮乏，又进一步加剧了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难度——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更多投向东部，西部高校牵头承担大项目的机会少之又少。这种恶性循环，让西部高校在学科建设上愈发被动：目前“双一流”建设高校数和一流学科数，东西部之比分别高达3.1:1和6.6:1。

除了“钱”和“人”外，评价导向的偏差同样制约着西部高校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周期长、显示度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西部高校往往将更多经费投向应用研究以服务地方经济，基础学科资源配置客观上受到挤压。科研评价体系虽在推进“破五唯”改革，但受历史惯性影响，论文数量、项目级别等短期量化指标仍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中占较大权重，“急于出成果”的氛围不利于科研人员潜心长周期、高风险的研究。与此同时，高能级平台布局不足，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存量差距明显，西部高校间及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不畅，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利用率低，进一步制约了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

加强布局西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

针对上述问题，魏彦玉从评价改革、经费投入、人才政策、平台布局四个方面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建议。

他首先呼吁深化评价改革，建立基础研究长周期支持机制。建议设立西部基础研究长周期支持项目，对优秀研究团队给予5至10年的滚动支持，推动西部高校建立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大幅提高基础研究长周期考核权重。让科研人员从“短平快”的考核压力中解放出来，真正沉下心去做“从0到1”的突破。

经费投入是“硬道理”。魏彦玉建议设立“西部高校基础研究振兴专项基金”，对西部“双一流”高校和特色优势学科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同时提高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人均拨款标准。在他看来，稳定的经费支持就像“压舱石”，能让西部高校在基础研究上有更长远的规划，而不是年年为经费发愁。

人才问题需要“组合拳”。他建议设立面向西部高校的青年人才支持计划，扩大青年教师资助覆盖面，同时探索设立“西部杰出学者”专项支持计划，对在西部高校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并取得突出成果的学者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和荣誉激励。这种“引育并举”的方式，既能为年轻人提供成长的“第一桶金”，也能让扎根西部的中坚力量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

平台布局方面，魏彦玉希望在西部布局建设一批特色基础科学中心和多学科交叉平台，围绕第六代移动通信、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打造学科集群。同时，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布局上向西部倾斜，支持西部高校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前沿研究。他特别强调，这些平台不仅要“建起来”，更要“用起来”——通过协同创新机制，推动西部高校之间及与科研院所、企业的深度合作，提高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利用率，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魏彦玉认为，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有望让西部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不仅能够“止血”，更能“造血”，成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有力支撑。

（编辑：卢志坤 审核：童海华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