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提很多问题，我对我父母从事的工作总是充满好奇。”海辛小姐说，大学二年级之前的暑假，她一直在该基金会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思阿图斯的办公室工作。在学校里，有关慈善的课程自然对她很有吸引力。

毕业以后，得到父母的欣然应允，海辛小姐进入了该基金会的董事会。“我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可是，作为董事会成员，如果我觉得他们没有对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我的热情抱持开放的态度，我就不会对此感到激动了。”她谈道，“我进入董事会并不是为了来个天翻地覆，而是带来新想法。”

其中的一个新想法催生了该基金会的一个人权项目。“这个项目的规模比其他项目要小。” 27 岁的海辛小姐谈道，“不过它还在发展，也有成长的空间。”

“对慈善事业不同兴趣的表达，需要下一代掌握‘平衡术’。”

不过事情并不总是如此顺遂。很多家族基金会的领导者一辈子都在为自己喜爱的事业提供资助，比如，交响乐、植物园、艺术教育以及联合劝募会等，可他们经常听到的是，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钟情的事业。而年轻的一代则可能觉得，家族的家长我行我素，对其他设想充耳不闻。

这是个涉及巨额资金的问题。波士顿大学财富与慈善中心在 2014 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从 2007 年到 2061年，将有 59 万亿美元的财富转移给下一代。而同期捐赠给慈善事业的资金将高达 20.6 万亿美元。

以前，当父母去世后，“慈善接力棒”常常转交给下一代。过去，共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世代较少。

但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会有几代人同时参与慈善事业，会有几代人共同讨论慈善事业。”专注于下一代慈善事业的咨询机构 21/64 的创始人和总经理莎娜·高德西克（Sharna Goldseker）谈到，不同世代的人对慈善捐助的重要性可能没有异议，但在把金钱捐助给谁以及如何捐助的问题上，却常常存在分歧。

“对慈善事业不同兴趣的表达，需要下一代掌握‘平衡术’。”高德西克女士谈道，“那么，他们怎么既尊重遗产，又能应对自己认为现在更迫切的需求呢？”

就捐助而言，年轻一代的观念与老一代的观念可能不尽相同，迈克尔·穆迪（Michael Moody）谈到，穆迪是密歇根州大急流城伟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弗雷基金会（Frey Foundation）家族慈善部主任。毕竟，他们成长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时代。“20 世纪 60 年代，环保主义、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年轻的一代对捐助这类事业更感兴趣，而不是捐助少年联盟（Junior League）。”他谈道。

地理位置也同样发挥着作用。举例来说，如果某个基金会专注于当地社区，“但家族成员分布广泛，那么，让下一代参与进来就很难。”穆迪教授谈道。

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理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家庭中的个人兴趣也不尽相同。”慈善工作室的总经理特蕾西·麦克·帕克（Tracy Mack Parker）谈道，“有时候，年轻一代会尽早行动，想参与进来、搞研究，并投入精力。也有这种情况：年轻的一代忙于供养家庭、追求自己的事业，这时候，第一代人以尊重的态度让年轻一代参与到慈善事务中来就是个挑战了。”她还说：“我们想做的是，鼓励家族确立可以贯穿他们所有慈善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并提出他们想看到的世界的愿景。”

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居于支配地位的财富创造者常常“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知道应该把钱捐到什么地方，对此没什么好说的。”帕克女士说，“可如果下一代家族成员有不同的想法，他们就会自行捐助，而不是参与家族的慈善活动。”

“虽然孙子女已经吸收同化了这些价值观，不过他们的运用方式并不相同。”

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这些意志坚定的财富创造者可能会在有生之年用尽基金会的所有资源，这样，他们就能在健在时看到自己行为的影响了。

当很难达成一致时，“任意性基金”就是一个很受用的选择了。“任意性基金可以让家族成员捐助自己喜欢的组织。”穆迪先生谈道。

有时候，基金会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则是“多种基金”。2004 年，个人护理用品公司小蜜蜂的创始人洛葛仙妮·昆比（Roxanne Quimby）创立了昆比家族基金会（Quimby Family Foundation），鼓励自己的成年子女汉娜·昆比（Hannah Quimby）和卢卡斯·圣·克莱尔（Lucas St. Clair）参与基金会的运作。

“我母亲以一种开放、灵活的方式让我们参与慈善事业，确保基金会从运作伊始就专注于我们关心的事业。” 38 岁的汉娜·昆比谈道，他们为自己的慈善捐助选定了两个领域：艺术和环境。

后来，圣·克莱尔先生更多地参与了他母亲的另一个慈善活动――为在他们的家乡缅因州创建国家纪念区而设立的基金会工作，汉娜·昆比则将精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了家族基金会的工作中。

“当时，我把我们的使命修改得更为专注了。”她谈道，“是我妈妈让我那么做的，她说：‘你知道吗？我想捐助艺术事业，不过我想按我的套路来，我可不想去读连篇累牍的资助申请。’所以，她创建了第三个基金会。”

常见的情形是，捐助的差异更多的是捐助风格而不是捐助的资产规模的差异。

尽管捐助的事业不同，不过不同世代的共同点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多。21/64 的高德西克女士谈到了一位家长的故事，他设立了一个为当地奖学金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以此回报让他挣得财富的社区。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的孙子女则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发放小额信贷更感兴趣。

高德西克女士给这位祖父和他的孙子女每人发了25 张卡片，卡片上写着“诚信”“公平”“机会”“同情心”和“自立”等词语，并让他们为这些促使他们做出慈善活动决策的价值观排序。

“当他们把排序的卡片展示出来后，我发现，所有人都把‘机会’放到了第一位，我想，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给了下一代一定让祖父颇感惊奇。”高德西克女士谈道，“虽然孙子女已经吸收同化了这些价值观，不过他们的运用方式并不相同，因为他们成长于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时代。

“他想通过在自己的社区创立奖学金来创造机会，现在，他认识到，提供小额贷款也是为非洲的居民创造机会。”

海辛 - 西蒙斯基金会的西蒙斯女士在她专注的儿童早期教育和她女儿的人权事业之间，也发现了类似的联系。“那些拥有儿童早期教育经历的孩子将来进监狱的可能性更小，出现没有享受到早期学习之便的孩子那些问题的可能性也更小。”

她接着谈道：“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看到了自己的工作与凯特琳的工作之间的一致性。受教育也是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