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疫情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寿险行业的生态环境。资料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全球保费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但2020年初的疫情使得今年的保险需求出现大幅下滑。瑞士再保险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将引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预计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会进一步导致保险需求下降，其中对寿险的影响也会超过非寿险。该研究院预计，疫情将使2020及2021年两年的全球寿险保费增长率下降4.5个百分点，其中保费收入总额将减少1.5%。这意味着，2021年全球寿险行业面临的理赔支出增多而保费收入放缓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中国对疫情进行了有效防控，2020年的保险业回归保障功能的趋势愈发明显，但受全球寿险业萎靡影响，中国保险机构也不能独善其身，新金融体系下，如何实现业务转型也变得更加迫切。

受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保险业发展出现了保费与理赔齐升的情况。11月10日，银保监会公布的今年三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情况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7万亿元，同比增长7.2%。理赔款与给付支出9989亿元，同比增长6.1%。

京东数科集团鼎鼎保贷副总经理刘建宁认为，2020年以来受国内大环境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增强，一些客户特别是高净值人士，对保险价值的认识也随之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前三季度保费收入较去年有所增加。“基于市场预期的影响，当前高净值人士的投资思维也发生变化，避险功能有所提升，这说明投资者对金融风险的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

这种效应在资本市场进行了有效传递。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2020年，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仍实现平稳增长，截止到2020年三季度末，保险公司总资产为22.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了1.9万亿元，增幅为9.1%。这和国外保险公司的数据形成较大反差，从公开资料看，国外保险公司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瑞再研究院初步估计，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全球整体经济损失为6.6万亿美元，至2021年底将达到12万亿美元；对于保险行业来说，新冠疫情将使得2020年全球非寿险保费下降1%，寿险保费收缩6%，保险赔付约为550亿美元。

“由于全球范围内疫情还在蔓延，所以这个赔付额也只是预估，目前还不能准确判断疫情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2020年年初对疫情进行的有效防控，对保险公司资产增长起到一定作用。”北京一位中型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在多位保险从业人士看来，疫情并未改变国内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大众的保险意识与保险需求。“疫情引发的危机担忧，以及人口老龄化影响等因素都进一步提升了民众保险意识。”上述北京一位中型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表示。该人士介绍，2020年以来健康与养老相关的保险产品出现了快速增长。“2020年市场上，消费者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购买保险，一方面是和政策倡导的线上办公有关，另一个方面也表明保险购买群体正在趋向年轻化。”在他看来，当前寿险业正由粗放经营向精细化管理转变。

事实上，随着疫情在中国被有效控制，企业复工复产成为对冲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为后续经济复苏提供了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6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0和2021两年，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8.0%和4.8%，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速为-8.0%和4.5%，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1%和8.2%。在众多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在2020年还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大国。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指出，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保险行业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也充满光明，预计2035年中国会变成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重要建设者，保险资金投资A股总体规模达2.68万亿元，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4.6%，是A股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截至2020年9月末，保险业总资产22.43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20.7万亿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保险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现实中每家公司也面临着转型压力，特别是后疫情时期，如何进行创新仍是难题。

“未来保险行业如何实现产品端与投资端的两轮驱动，是其转型发展的关键。”上述北京某中型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特别是低利率背景下，寿险业务的转型压力仍然较大。

在此前举行的中国寿险业转型发展峰会上，多位与会的保险业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寿险行业正经历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新业态冲击将迫使寿险公司加快业务模式转型。

中国人寿总裁苏恒轩指出，疫情冲击按下了寿险公司转型升级的加速键。近年来，保险公司除了在传统金融产业内部相互竞争外，互联网金融也在加速渗入保险领域，借助百万医疗、互助、普惠险等产品，互联网金融通过低门槛快速获取了大规模流量，这一定程度上分流了传统寿险公司的客源。

基于此，当前业内普遍的共识是，依赖传统商业模式的部分寿险公司，需要加强科技对发展的支撑力度。对于这一判断，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也表示，保险业转型无法避免的问题是科技和创新，从目前行业创新案例看，这一情况的进展并不顺利，问题不在技术，而在于没有找到清晰的业务模式。“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场景和业务模式的确定，应该先与技术手段进行结合，但现实情况却是本末倒置，因此，对中小型的财险和保险公司来说，下一步转型的重点是如何重新找准定位。”陈东辉直言。

对于这种情况，普华永道的报告认为，2020年以来，金融保险行业面临的形势变得日益复杂，数字化与智能化已成必然趋势，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该变革历程，借助智能投顾和智能保顾等工具，保险公司实现了线上获客展业。报告认为，对保险公司而言，应以公司战略为指导，从投资资产类型、投资模式、投资环节、支撑保障四个维度综合评估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并设计相应的规划与提升方案。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产品还是相对同质化，需要引入外资的产品和服务来丰富消费者的选择，这会倒逼国内保险机构进行改革。

据他们的观察，多数保险公司会在资产规模达到200亿元左右后考虑设立资产管理中心；而当资产规模超过400亿至700亿元之后，很多公司会考虑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笔者了解到，目前投资模式上，中小公司由于受制于资产规模和团队资源等因素，一般主要采用委托投资，或者委托投资与直接投资结合的方式。大中型公司则会考虑设立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以便更好引入市场化人才和机制，提升投资与资管能力。从专业性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保险机构会选择基金中的基金（FOF）和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MOM）等基金投资模式，以适应市场的机构化、专业化和精细化趋势。

在中国寿险业转型发展峰会上，平安人寿常务副总经理赵福俊表示，精细化管理对寿险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传统寿险公司要积极拥抱数字化，通过保险科技创新实现产品、渠道和管理的改革升级。

赛讯咨询公司公开的一份对保险公司首席信息官(CIO)的调研显示，67%的大型保险公司CIO表示，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开始调整和增加公司在IT方面投入的预算力度，仅有8%的大型保险公司CIO反馈不会在2020年增加IT方面的预算。

从数据来看，尽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海外保险业已开始线上化转型，但疫情确实倒逼保险业加速这一进程，这对行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市场普遍判断，头部保险机构应以协同方式带动周边参与者进行融合创新，不断积累科技转化的实践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全面数字化转型；中小型保险机构则可以更为便利且经济地整合外部技术资源。赵福俊认为，寿险公司要以消费者的保险需求为导向，不断回归服务本源，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满意度。

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金融业就持续对外开放。2018年，我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开放中国金融市场的承诺之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在2019年7月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通过11条措施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其中与保险公司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相关的内容包括：

• 将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至2020年；

• 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25%；

• 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

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末，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64家外资保险机构、124家代表处和18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涵盖财险、寿险、再保险、保险资产管理和保险中介等各领域。

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具有全球视野的寿险机构陆续进入中国市场，这将会给转型中的中国保险机构带来哪些影响？

刘建宁认为，金融为对外开放的这些政策进一步落实了保险业最新对外开放举措要求，有利于提高外资机构的经营活力与管理能力，创造中外资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营商环境。在他看来，引进外资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专业技术，可以推动中资保险机构进行改革创新，从而整体上提升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从外资保费收入和资产规模的显著增长也可看出其影响。截至2019年，外资保险公司保险保费收入3057亿元，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1.36万亿元，这有效提高了中国保险业的资本存量。

周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外资金融机构或外资股权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市场的竞争。但需要指出的是，外资也带来很多的国际化人才经验和管理经营理念，这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上金融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丰富完善。不仅如此，在监管引导行业回归保障的趋势下，诸多外资机构的经营理念和战略定位也值得国内保险机构借鉴学习。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际经验与中国本土市场存在发展不同步情况，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后，中国保险机构并不能一味照搬国外的经验。“中国市场变化非常快，而且中国的消费者对于互联网和科技的接受应用程度领先很多发达国家，因此，中国保险机构应该勇于改变和创新其国际模式，积极应用国内领先互联网科技企业的技术，探索保险新模式和产品。”周瑾说。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保险业的开放政策，行业的国际化进程在加快，但从当前保险业金融机构反映看，目前我国金融牌照的业务功能中不少牌照只具有特定区域内的业务许可功能。对此，上述保险公司人士坦言，外资如果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就需要分区域来申请多个牌照，否则按照金融牌照规定不能跨区域和跨领域开展业务。“严格的牌照审批及数量控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业风险，但也会抑制行业活力，不利于外资金融机构开展全国性的业务。”

对于下一步改革，周延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保险业对外开放进程加快，保险监管也将从注重数量型限制向注重审慎审查机制、从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自2018年我国金融业开始加大开放动作后，两年时间里，包括取消中资银行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等在内的各项举措，对外国投资者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了解，2018年以来，我国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近100家金融机构。伴随着新一轮金融开放政策的落地，我国金融业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也初步形成。

2019年7月19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以进一步放宽金融业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目前，我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分析称，目前中国金融行业发展也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且部分企业在科技水平和数字化能力方面，甚至领先于国际竞争对手，因此这些领域不一定需要再通过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来保护。

在周瑾看来，逐步放宽外资投资比例限制，主要是给中国金融机构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同时借此可以通过合资方式学习外资机构的经验，以便逐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更好应对金融业开放带来的冲击。

以最近刚实施的《外商投资法》为例，记者梳理发现，在涉及制造、基建等多领域条目中，相比以往，放宽金融业外商投资股比限制成为最大变动。6月24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商务部发布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简称“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简称“自贸区负面清单”）。

新版负面清单取消了2019年版负面清单中对金融类企业的股比限制。例如，此次负面清单取消了2019年版中所规定的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不超过51%，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不超过51%，期货公司的外资股比不超过51%以及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不超过51%的要求。

对此，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放宽股比限制举措对国内金融业来说，可能会加大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为抢占市场份额，这些金融机构会提供更多的创新业务与产品，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多元化投融资需求。

市场普遍认为，随着《外商投资法》的落地，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度将不断加深。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随着负面清单基本清零，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将推动金融业经营理念、管理方式改善，从而提升金融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在引进来的同时，我国金融业也在加快走出去，未来是双向的开放格局。”温彬分析。全面放开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外商投资的要求进一步将我国金融业开放推向加速赛道。

6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摩根大通期货获批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这也是中国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政策推出后，诞生的首家由外资独资的金融持牌机构。

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理财子公司也与外资开展了合作。市场人士判断，对于外资来说，通过合资银行理财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自2018年4月资管新规发布以来，累计有33家商业银行公告拟成立理财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末，其中近一半（16家）已获监管批准设立，且三分之一（11家）已获准开业。

申万宏源的研报认为，外资资管巨头不具有投研上的本土化优势，未来他们的产品优势更多在于其国际化视野和投资团队。

对此，一位金融从业人士分析，资管新规发布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改革已经启动，借助外资在这些领域的耕耘，其对产品设计的架构和理念，或将使中国理财市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该人士看来，一系列金融开放举措背后，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呼声需要引起关注。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法规测度标准，我国在七大类40项资本项目子项中，37项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开放，占比高达92.5%；受到严格管制的仅有三项，占比为7.5%。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张礼卿却表示，这37项中大多数还是存在部分管制，完全或基本没有管制的可能仅为15项，占全部资本项目下40项交易的比重不到40%。

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老龄化和储蓄水平逐渐下降的趋势难以阻挡，经济增长潜力也会因此逐渐下降。“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国需要扩大资本账户自由化，允许更多外国资本，包括直接投资、证券组合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外资进入中国。相应地，也需要逐渐放松对各类资本流出的控制，因为没有自由的流出，就不会有踊跃的流入。”张礼卿说。

记者了解到，为切实提高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水平，9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经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令[2020]176号发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同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进一步明确了《管理办法》的有关事项。上述两项内容于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0年12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