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宏泰 高皓

不少香港市民往往会把何福堂家族和何东家族混淆，甚至视为一体，这大概是因为何东的胞弟何福(何鸿燊的祖父)与何福堂名字相近之故。尽管两家人在香港及内地不同政商、社交场合上经常碰面，甚至还有不少交往，但其实两个家族毫无亲属关系，宗教信仰的差异尤为巨大。另一方面，社会对何福堂家族第一、二代所知不少，但对其后世代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相信这与家族后来退出政坛，失去社会关注有关。

尽管何福堂投资精明，积累下巨额财富，为家族发展打下极为重要的物质基础，但家族一至三代毕竟很少直接投身商业，大多是靠投资让财富越滚越大。正因如此，何福堂家族与商人家族之间呈现出很多微妙的差别，既没有一项长期经营、传承多代的生意来维持家族关系，也不总是利益挂帅，反而更注重政治联系与专业资历。

当伍廷芳、何启等第二代相继离世后，何福堂家族的第三代开始陆续上场。概括而言，第三代中有专业路线的、有从商的，也有在政坛闯出名堂的，不过，由于内地与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出现巨大变迁，尽管家族成员仍有卓越学历或一定的人脉资本，但整体而言，他们的表现并不如上一代出众耀眼，家族的显赫地位自然渐渐滑落。

令人不解的是，伍廷芳、何启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虽说人走茶凉，但按理家族不会在一代间销声匿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能找到的有关何家第三代的资料很少，与其祖父辈落差极大，下面就以何高俊、何启的女婿伍朝枢和傅秉常为例，看何家第三代的发展。

何高俊悬壶济世功在社会

在第三代成员中，生于1878年的何高俊算是业界翘楚，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何启之侄、何福堂之孙，甚至连他的父母是谁也不确定。究其原因，可能是何高俊性格低调，也可能是因为他与何启一房并不亲密，甚至相当疏远。

按资料推断，何高俊应是何启兄长何神添之子。虽说何神添两度破产令家人生活大受影响，不过显然没有影响到子女的学业。何高俊与众堂兄弟一样就读皇仁书院，后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并于1901年年约23岁时毕业。当时，香港的鼠疫疫情仍未消退，对医护人才需求旺盛，何高俊很快就在政府里找到“公众注射防疫员”的工作，专责防治鼠疫。翌年，他到政府新设立的“细菌研究部”任“实验室助理员”，主要工作是尸检并用老鼠做细菌传播实验。期间，他曾与著名细菌学家亨特(William Hunter)共事，学到不少关于瘟疫的知识。由于有前线抗疫和后方研究的实战经验，何高俊后来成为本地疫病的权威，为香港医疗发展作出不少贡献。

1903年，年约25岁的何高俊结束了单身生活，与马仲英结婚，并在同年诞下长子何法中，其后再生下次子何建中及何中中、何育中、何尾中三名女儿。可惜的是，长子在约七岁时因病夭折，次子又体弱多病，而何高俊与妻子感情日淡，在1910年后开始分居，子女则由何高俊与其妾郭颂文负责照顾。

何高俊约在1907年获得正式的执业资格，并于同年成为华人公立医局的医官。华人公立医局是一所专为华人服务的医疗机构，类似今天的政府诊所。一开始医局设在皇后大道东，后迁到湾仔石水渠街，何高俊一家便住在医局附设的职员宿舍。工作之余，何高俊还出版了《初级急救要法》及《疟疾病源及治法》等书，对推广西医疗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了行医写书，何高俊还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据他的女儿何中中忆述，在1910年，何高俊与朋友在荷李活道创办了一家体育学校，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平民义学，实际上却是革命党人的聚集地，日间办学供革命党人子弟就读。何高俊不仅愿意花钱建学校提供掩护，甚至还曾以身犯险，为革命军制造炸弹运回广州。

因为是香港医学精英，又有何启与孙中山的政治联结，当民国成立后，何高俊被委任为广东省卫生司副司长。尽管他对新岗位有很多设想，希望凭借自己的专业帮助国家发展，但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一派受到排挤，何高俊受到牵连，被捕入狱，经家人努力奔走才获释。经此一难，原本满腔热血的他心灰意冷，深感政治这头巨兽非自己所能驾驭，他逃出虎口后迅速辞官返港，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涯。

何高俊回港后重返华人公立医局继续担任医官，协助香港的医疗发展，解决当时的医疗卫生问题，例如他曾积极推动西医妇产服务，不仅协助那打素医院妇产科的工作，还向当局争取在石水渠街的公立医局内增设产科，以便应对人口发展的需要。1919年，公立医局的产科投入服务，在他的领导下，产科婴儿存活率居香港产科部门前列。

随着社会发展，香港富裕家族与中产阶级逐步壮大，对高质量的医疗及护理服务需求大增，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医生提出创办私家医院，何高俊是其中领跑者。1922年，他联合早年香港西医书院同窗及本地著名医生，于跑马地创立了香港养和园，由他担任创院主席，后来医院由李树芬接手，改名为“香港养和医院”，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私家医院。

淡出香港养和园的何高俊仍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公立医局的行医问诊之中。1941年，日本侵略军攻陷香港。沦陷期间，何高俊没有离港避难，而是继续行医救人。可以想象，在那段时间，病人不断增加，医疗资源却无以为继，何高俊除了尽量善用仅有的资源外，还捐出自己的物资救助更多病人。他在黑暗岁月仍坚持行医，获得社会的赞赏。

1949年，何高俊决定退休，当局在同年6月授予他OBE(官佐勋章)头衔，肯定他一生为香港医疗服务作出的贡献。在当年住房问题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当局同意他退休后继续居住在医局宿舍，留在生活多年的社区，与左邻右舍保持往来，可以说是对他一生服务医局最实实在在的认可与报答。

退休初期，何高俊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还相当不错，经常抽空为贫苦街坊提供义诊服务。但不久后，他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肾脏与高血压问题日趋严重，1951年中开始，更要长期卧床。1953年6月，何高俊去世，享年75岁。丧礼上，不少曾接受他帮助的团体或组织，或与他共事交往过的社会贤达都亲临送别或送来花牌唁电。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除伍朝枢夫人(何启之女何宝芳)外，并没有其他何氏家族成员出席丧礼，似乎说明何高俊一房与家族其他成员关系疏离。何高俊的遗体火化后海葬，这与一般华人期望入土为安，让后人前来祭拜的想法完全不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个性。

在何高俊去世55年后的一篇访问中，一位湾仔石水渠街的老街坊回忆起何高俊主理东区华人医局的往事，其为人、作风和举止仍是历历在目。这位街坊表示，他在那所医局出生，喜欢喝何高俊调制的带甜味的咳药水，他还记得何高俊在路边为街坊们打防疫针，每逢新年给街坊的孩子们发红包，当然还有何高俊开设产科深受街坊欢迎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世间生活了75个寒暑的何高俊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没留下什么资产，但他半个世纪的悬壶济世，能够让老街坊念念不忘、心存感激，功在社会，造福后人，也是社会对他的贡献的最好的褒奖。

伍朝枢、傅秉常外交场上的连襟

何福堂家族的第三代中，也有两人走上从政之路，在局势风雨飘摇之际与外国列强打交道。他们都是何启的女婿，分别为伍朝枢及傅秉常。伍朝枢于1887年出生，是伍廷芳与一叶姓女子所生，之后交由何妙龄抚养，何妙龄对他视如己出，全力照料。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年约十岁的伍朝枢在美国入读Atlantic City High School，1904年毕业时，因成绩优秀，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代表致词，成为该校首位获此荣誉的华人学生。伍朝枢随后前往英国入读伦敦大学，在取得法律学位后，再到林肯法律学院攻读大律师专业。期间，据说他曾到巴黎拜访孙中山，可见对政治相当关心。1911年，伍朝枢获得大律师专业资格，而且成绩十分突出，取得当地“法律教育议会”的奖学金，是继何启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学成后，由于内地局势动荡，伍朝枢先回到香港，在政府部门中担任翻译，并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何妙龄的外甥女、何启的女儿何瑞金(日后改名何宝芳)，当时婚礼相当低调。完婚后不久，伍朝枢于1912年携新婚妻子北上，被任命为“湖北交涉司司长”，主要协助处理外交事务，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12年，伍朝枢与何宝芳诞下长子伍继先，此后伍艳庄、伍砺琼、伍竞仁、伍庆培、伍砺瑛、伍砺瑜、伍砺琨等八名子女相继出生。

在担任湖北交涉司司长期间，伍朝枢曾与汉口日本领事及俄罗斯驻华人员交涉在华纠纷和权益，还参与了轮船招商局改组的讨论，表现突出。1912年11月，他受袁世凯之命转赴北京，“襄办外交”，年底被选为国会议员（广东省代表）。拥有了更大的权力，伍朝枢在内政外交上都有更多发挥空间，其中较受瞩目的是他于1915年与顾维钧等草拟“山东问题之分析”的外交文件，为与日、德交涉作好准备。1917年，他与父亲伍廷芳同因“院府之争”而被免去国务院参议员之职，随后回到广州。

当伍朝枢仕途遭遇波折、暂时离场之时，他的连襟——何启另一位女婿——傅秉常却从香港转往上海，跃跃欲试地打算开展事业。傅秉常于1896年2月16日生于南海佛山，父亲是私塾老师。12岁时，他入读香港圣士提反中学，与何启三子何永乾结为好友，后来二人考入香港大学工程系，傅秉常更以一级荣誉毕业。因为何永乾的关系，傅秉常进入了何家的社交圈，也与伍朝枢建立了关系。1917年，他在上海与何启六女何燕芳（原名何瑞锡）结婚，并被伍廷芳聘为私人秘书，协助处理内外事务。显然，他能在短时间内得到伍廷芳的信任，被当作“自己人”，伍何两家的姻亲是主要原因。

事实上，被傅秉常称为“内姑父”的伍廷芳，不仅是他的上司，更是他人生事业上的良师与贵人。作为伍廷芳的私人秘书，他经常出入伍廷芳公馆，不但能借阅丰富的藏书，伍廷芳还会指导他待人接物及官场应对技巧，有时更会为他分析国际法律观点及外交形势，这让工程出身的傅秉常获益匪浅。

无论伍朝枢或是傅秉常，二人在大学主修的都不是国际关系或外交，但他们能走上外交之路，是因为他们曾接受西方教育，掌握中英双语，能了解西方历史与文化，又能用英文和西方人沟通。二人第一次在外交场合搭档是1919年伍朝枢代表南方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傅秉常也是代表团一员，只不过在英美各国联手打压下，他们没能成功保卫中方利益，只能拒绝签署任何条约以示抗议，算是无功而返。

和会结束后，伍朝枢和傅秉常先后回到广州，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工作。1921年，伍氏父子被任命为外交部正次部长，傅秉常则被任命为广东外务部专员，兼任粤海关监督，驻守海南岛。后来，伍廷芳染病去世，伍朝枢被提拔为外交部长，兼任军委会成员，主要工作是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南方中华民国政府的地位，那年他刚过36岁；而傅秉常除了海关监督的职位外，还兼任外交秘书，以及“两广交涉员”，经常要奔走于港澳和广州之间，协调各方，那时他才27岁。在上世纪20年代，两人的仕途均如日初升，备受关注。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政权争夺更趋激烈。其中，孙中山之子孙科是有机会问鼎总统宝座的人选之一，伍朝枢、傅秉常等青年精英被视为“太子派”人物。但最后胜出的是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当蒋氏登上权力高峰后，随即改组国民政府，由胡汉民出任外交部长、孙科任建设部长、伍朝枢任广州市长，傅秉常的职位则没变动。不过，伍傅二人在一年后便因故被免职，直到第一次北伐后，二人才又被召回，伍朝枢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傅秉常被调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兼外交部顾问及立法委员，参与“民法修订委员会”编订民法。

1927年底，伍朝枢辞去外长一职，同时婉拒“赴美订条约特使”的任命。此后，他与孙科、傅秉常等以外交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国考察，到访东南亚、欧洲各国以及美国，游说西方国家废除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回国后的1929年，伍朝枢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开创了历史上父子俩同任这一职位的先例，他还被任命为“与土耳其订约全权公使”，妻子何宝芳及年幼子女都随他一同赴美生活。

由于伍朝枢曾在美国求学和生活多年，既对美国社会文化有深入了解，在当地也有一定人脉，工作驾轻就熟。他事事亲力亲为，大力争取美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也为旅美华侨争取权益，更经常在当地报章或社交场合发表言论，阐述中国立场，促进两国的建设性互动与交流。简而言之，外交经验丰富、具有国际视野与网络的伍朝枢对近代中国外交作出不少贡献，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际外交舞台如日内瓦、海牙等，他都能有礼有节，尽力维护国家权益，只可惜当时国力积弱，未能成功取消不平等条约。

在伍朝枢担任驻美大使时，傅秉常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大使，但他却“因故未就”，留在国内并未成行。虽然官方解释是他想留在立法院继续草拟民法，但按常理，他应该不会在政府公告天下后，放弃这个大有前景的职务，真正让他留在国内的原因始终成疑。仕途受阻之外，傅秉常与家人的关系也出现问题。当时，他有一妻一妾，但关系一直不好，时有争执，上世纪30年代末，妻子何燕芳更携幼子傅仲熊移居澳门，与傅秉常分开生活。

1931年，伍朝枢驻美公使任期结束后，携家眷回国。当时，日军对中国的威胁日增，而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这让伍朝枢十分不满，甚至公开提出反对。或许是为了安抚反对的声音，蒋介石推举他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及外交部长，傅秉常为外交部次长，然而伍朝枢最终选择担任海南岛行政长官，与权力核心保持距离，可见他对当时政局的不满。虽然仕途不顺，但家庭方面则喜事连连，1932年，伍朝枢在一个月内连嫁两女，先是长女伍艳庄嫁给何伯平――何家是香港著名的华商，接着次女伍砺琼嫁给先施创办人之一马永灿的三子马惠民医生。

接下来的日子，伍朝枢继续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经常与孙科、胡汉民、傅秉常等聚首香港，讨论如何制约蒋介石，扭转中国的政治格局。不过，在还没有具体行动前，他于1934年1月1日突发脑中风，抢救无效并于翌日下午在兴汉道寓所去世，虚龄只有47岁，实在是英年早逝。伍朝枢去世时，除二女已出嫁、长子已有工作外，其余五名子女尚未成年，其中4人正在读中学，1人刚入读小学。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的何宝芳毅然担起重责，成为家族的支柱。办理好丈夫的丧事后，何宝芳选择定居香港，将上海的资产一一出售，包括家族大宅“观渡芦”。在她的尽心照料下，子女都学有所成，人生各有发展，伍砺瑜、伍竞仁与伍庆培等先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大学。1980年，何宝芳在圣保禄医院去世，享寿91岁。

伍朝枢去世后，傅秉常失去了一个重要依靠。虽没有了连襟的照应提携，但傅秉常也逐渐发展起以自己为主的人脉关系，仕途也有了明显进展。当时，他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兼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负责草拟国家法律，而在1937、1938年，他陪同孙科两度访问苏联，为抗日争取苏联的物资援助。后来，他被任命为“驻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及外交部次长，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由蒋介石挂名兼任，所以日常工作都由傅秉常全权处理，基本上承担了外交部的行政及领导工作。

在傅秉常仕途不断攀升时，他与一位名叫江芳苓的女子发生了婚外情，江氏更为他诞下傅锦涂及傅锦煊两名女儿。因为长期分居，他与何燕芳的关系已降至冰点，甚至有研究指出，在抗战期间，何燕芳与儿子等家人逃难到广西时，他也没有特别照顾他们，妻儿等都过着艰苦的生活。

1942年，傅秉常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据说妻子何燕芳曾表示想跟他出国，但被他拒绝，选择只身赴任。傅秉常驻苏联的工作并没太大成就，1949年离苏返华，此后，傅秉常带着妻儿前往法国。居法期间，为解决家庭财务困境，他被迫出售“祖宅”以渡难关，又承顶了一家名叫“香港楼”的中餐馆，不仅要亲自打理，妻子何燕芳也要帮忙管账。

1957年，傅秉常到台北，被任命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职位，曾经颇具影响力的他基本上已沦为“政治花瓶”。当傅秉常选择定居台湾后，妻子何燕芳没有跟随，而是到英国与儿子一起生活，在儿子的照顾下安度晚年。1964年，何燕芳在英国去世，享年66岁。翌年7月29日，傅秉常于台北去世，享年70岁。

自从何启选择支持革命军，妻子黎玉卿又在他去世后举家移居上海，何氏家族与香港的政治联结、社会关系几乎完全断裂，重回香港的何家第四代成员基本上已失去了往日的竞争优势。所以，他们都选择不再参与政治，一部分如伍继先、何鸿威将精力集中到开拓商业，一部分则投身专业。

先说伍朝枢之子伍继先，他1912年出生在广州，和父亲一样曾在广州、香港及美国不同地方生活、接受教育。上世纪30年代，刚出校门的伍继先在上海工作，从起步的轨迹看，伍继先原本打算像祖父辈一样步入政坛，但父亲伍朝枢突然身故，给他的人生和仕途带来巨大影响。1949年初，年届37岁的伍继先娶洪慕洁为妻，诞下两子 (Lawrence及Christopher) 两女 (Jane及Audrey)。婚后，他带着家人到香港生活。50年代中期，他决定与表弟何鸿威一起创业，开设了通隆贸易有限公司 (H.W. Turning Co. Ltd.)，代理及经销现代家用电器如留声机、扩音机、冰箱等。何鸿威是何永乾之子，约于上世纪20年代出生在上海，中学时期回到香港入读皇仁书院，大学时再返回上海，入读圣约翰大学。1948年，何鸿威与MargaretRitaLee在香港结婚，婚后的何鸿威先在私人机构打工，1955年走上创业之路。

对于合伙创业，伍继先与何鸿威应有分工或经营默契：伍继先较年长，在政坛也曾有地位与名气，所以由他担任主席，何鸿威则出任董事总经理，负责管理及经营实务。也就是说，伍继先担任名义上的领导，实质业务发展和开拓则由何鸿威负责。公司注册署的资料显示，通隆贸易有限公司于1956年注册，当时公司只有他们两名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名称，其中H和W两个英文字母，可能是两人姓氏的缩写，而代理和经销西方现代家庭用品，似乎是“承袭”了早年上海中华贸易有限公司的营商手法。上海中华贸易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正是伍继先的母亲何宝芳及何鸿威的父亲何永乾，两人的儿子来到香港后又再合作，并同样经销中高档电器，公司的运作和管理也是由何鸿威负责，年纪较长的伍继先像当年母亲的角色一样，只居幕后。

公司开业后，生意发展不错，1958年二人又创立了一家公司――通隆印刷有限公司，股东增加了两人，分别是吕立功、吕何鸿卿。公司仍由伍继先任主席，股份的分配则大有文章：表面上伍继先、何鸿威同为最大股东，但吕立功、吕何鸿卿夫妇手上股份加在一起有144股，而何鸿威与何鸿卿是同胞兄妹或姐弟，也就是说生意应该是掌控在何永乾一房手中。

在创立通隆印刷有限公司的同时，通隆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继续向好，1958年，伍继先和何鸿威将公司股份重新组合，二人的妻子也获得同样数量的股份，即公司变为两对夫妇共同持有，本质上仍是两家各占一半。这样的变化说明生意发展得不错，所以不仅增加股本，他们的妻子也被吸纳进入公司。60年代中期，伍继先和何鸿威继续开拓新生意，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售卖本地生产的家具，为抢攻市场，何鸿威甚至亲身上阵，当起了公司的“代言人”。

商业社会，公司生意红火自然会吸引投资者的目光，通隆贸易有限公司的情况也一样。1966年，英资洋行巨企会德丰以每股11元的价格，收购通隆贸易六成股权，并由马登出任公司主席一职，何鸿威留任董事总经理。在以后的日子里，公司仍持续扩张，股份同步增加，而基本原则是维持会德丰的六成比例，伍继先和何鸿威则各占两成。

1967年，香港爆发动乱，不少人选择移民海外，伍继先也在这个时候宣布退休，举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尽管伍氏夫妇离开了香港，但他们手上的通隆贸易有限公司股权并没有出售套现，而是继续持有。显然，他可能对香港前景感到疑虑，宁可保险一些提早离场，但他相信公司仍有发展空间，也对何鸿威及会德丰的管理层有信心。日后看来，这个决定相当明智，因为公司一直发展不错，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回报。2009年，伍继先在加拿大温哥华去世，享年97岁。

动乱过后，香港的局势恢复平静，通隆贸易有限公司也进行了一连串业务拓展，先后注册成立通隆电器有限公司及通隆家俬实业有限公司，将企业投资推上新的台阶。尽管只有何鸿威一人留在董事会，在公司决策上影响力较弱，但他仍十分卖力地为公司发展奔走。

1973年，何鸿威宣布已从会德丰购回六成通隆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最大股东。当时他雄心满满，透露了一系列的发展方向：包括收缩家俬业务，另成立通隆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冷气机业务，计划进军超级市场。可惜的是，香港大股灾让整体经济数年疲不能兴，在这样的环境下，通隆集团的业务同样受到很大冲击。或许是所受的影响太大，何鸿威欲振乏力，集团开始失去了发展动力。20世纪80年代，何鸿威决定移民美国拉斯维加斯，事实上，这时的何鸿威已年近70，也是时候退休安享晚年了。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总监、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丛书主编，国际学术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编委会委员。高皓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理事、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及研究员、《家族企业治理》《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0年12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