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隆集团被誉为香港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崛起背景。扼要地说，祖籍广东顺德的陈氏家族，曾祖辈在很早便移居香港，经商致富，活跃于珠三角、香港、澳门、湛江以至海外的南洋。被视为带领家族扬名立万的关键人物陈曾熙——即陈文博的祖父，战前曾留学日本，修读土木工程，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沦陷后，家族成员逃回内地避难，当时比陈曾熙小一岁多的胞弟陈曾焘入读上海复旦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曾熙和家人陆续返回香港，他本人更是于1948年加入伍宜孙家族的永隆银行，出任要职，后因察觉香港房地产日趋活跃而选择自立门户，初期创立大隆地产，牛刀小试地发展地产生意。之后，复旦大学毕业后转到南洋经营建筑材料生意的陈曾焘也回到香港，兄弟俩于是合力创立恒隆地产，大举进军地产业。令其声名鹊起的地产项目包括何文田嘉辉台、土瓜湾恒盛大厦等。1972年恒隆地产上市，吸纳公众资本进一步开拓业务。俟后发展的九龙湾德福花园和淘大花园，鰂鱼涌康山花园和康怡花园，以及旺角的雅兰中心和旺角中心等著名物业，不但令企业实力进一步壮大，家族亦获利丰厚，成为巨富，并且因此能与李嘉诚长江实业、郭得胜新鸿基地产、郭应湘合和实业和陈德泰大昌地产等急速壮大华资地产巨贾齐名。

需要稍作补充的是，日后陈德泰家族不幸没落，郑裕彤的新世界急速崛起，李兆基又脱离郭得胜的新鸿基，自行创立恒基兆业，并同样迅速壮大，因此令“五虎将”在一减二加之后变成了“六虎将”，香港的华资企业因此能与过去一直垄断香港商业的英资洋行分庭抗礼，不久更将其超越。

陈曾熙加入永隆银行工作之时，儿子陈启宗出生。陈启宗在香港完成小学教育后被送到海外留学，后来考入美国南加州大学，并于1969年毕业后返港，不久进入已颇具规模的恒隆地产工作，开始踏上接班之路。1986年，陈曾熙去世，集团主席大位先由陈曾焘接任一段时间，到1990年再交到刚过不惑之年的陈启宗手中。陈启宗担起家族企业大旗之时，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后过渡期”，当时社会及经济环境变化急速，不少英资龙头洋行如渣甸洋行（又称怡和洋行）等更先后选择撤资，把企业迁册到百慕达及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这也意味着香港的经济和营商环境处于变局之中。

虽然在逆境与变局中接班，但陈启宗敢于接受挑战。他察觉到香港地产被过度炒作，价格过高，反观内地在深化改革开放时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机会，于是陈启宗把投资焦点集中到内地。恒隆在内地各大城市的核心地带购入地皮，兴建商业中心，恒隆广场在上海、沈阳、济南、无锡、天津、大连、杭州等各地拔地而起，纷纷成为当地地标式建筑。事实上，这个发展过程不但标志着一代交棒二代的接班顺利完成，亦证明了陈启宗拥有过人的商业才华与领导力，能够应对困难与逆境。

至于在上世纪90年代陈启宗接班后大力开拓中国业务取得的成果，集团网页如下介绍则可作重要注脚：

恒隆地产从20世纪90年代起拓展内地市场，在主要城市建造、持有和管理世界级商业综合项目。继上海两个地标物业恒隆广场和港汇恒隆广场取得成功后，公司积极拓展版图，在沈阳、济南、无锡、天津、大连、昆明、武汉及杭州发展项目，全部均以“恒隆广场”品牌命名。

走过30年的发展道路，到了今天，当香港及环球经济正深受新冠肺炎疫情沉重打击的逆境与变局之中时，年过70岁但健康状况良好的陈启宗，毅然宣布委任将届不惑之年的长子陈文博为副董事长，进一步放权与他，由他领导集团应对挑战，此举无疑揭示了陈启宗的“逆境思维”或“危机管理”经营哲学。

具体地说，从本身接班和领导的经验，陈启宗显然认为困难与逆境能够更好地考验接班人的能力应对，所以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进一步放权，交棒儿子，目的自然是想考验其应对危机、处理逆境的能力，从而让其更好地树立领导地位、积累各种经营与社会经验。至于陈文博在逆境中有信心接受挑战，既揭示了本身具有一定自信，亦必然促使他须在企业经营的开源节流等层面上下真工夫，当然还要有充分的风险管理意识。这样千金难买的磨练机会，相信正是特立独行、心思慎密的陈启宗的绸缪关键所在。

在9月11日宣布让儿子接班的记者会上，陈启宗所说的一句精简话语，尤其值得深思细味，他说：“熊市（即逆境或危机）通常蕴藏机会，集团（家族）将加以发掘。”在记者会前一日，恒隆地产刚以25.66亿港元的价钱，甚有“人弃我取意味”地投得美国驻港领事馆用作领事宿舍位于香港岛寿山村道37号的豪宅地皮，该举动可说是他口中“熊市通常蕴藏机会”，旗下“集团”将加以发掘的最好说明，因为在当前的商业环境下，不少财团已收紧投资，尤其不敢触碰与美国有关的生意；而陈文博的进一步接班，则可视作“家族”将加以发掘的另一说明。无论是集团或家族，两者均属“逆境思维”或“危机管理”哲学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