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的何福堂家族显然循着这样的轨迹。可以说，何福堂能够发迹正是他的父亲及他本人具有察觉时代转变带来机会的能力，然后利用机会乘势而起，为家族发展带来突破。自何福堂发迹后，家族中也有不少后辈天资甚高，教育程度也很高，但无论家族财富、权势及影响力如何，都在第三代后开始走下坡。何氏家族的兴衰变化可归因于部分成员另有志向，选择了不太“赚钱”的事业，宁可低调过日子；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家族未能顺应时势，或于巨大的时代变迁中选错了路，结果错失良机，最终回归平淡。

掌握中英双语，又有专业资历，还有东西方人物关系与社会网络，何福堂家族的第三代才能“赢在起跑线上”，比其他人有更多机会，或是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获得“无形之手”的协助。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大地及世界形势已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由于家族后代未能像祖父辈一样及早洞悉时局变化的特点，及早作好应变，最终只能如普罗大众一样在新时局中随波逐流。

相对于不少香港商人家族，何福堂家族可以说是政治、专业家族，这个家族相对来说较少接触商业，直接参与营商更少，财富积累主要靠物业地产等投资而来。另一方面，这个家族的政治参与又不只局限于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十分突出。正因为这个家族具有不少与其他家族不同的特点，本文将采用多世代综合分析方法，沿着各成员的不同传奇经历作深入探讨，再综合检视时代变局如何左右家族的发展进程和起落兴替。

何福堂家族的崛起要从200多年前的1818年说起。这一年，在中国广东省，一名男婴呱呱落地，父母为他取名为何润养，后来改名何进善，别号福堂，社会上一般称他为何福堂。他出生于广东省佛山市海区西樵山，不过他的出生日期也有不同说法，也有人认为他生于1817年。

在何福堂出生的那一年，一方面，清朝虽有民乱并已出现中衰之象，但国力仍盛，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另一方面，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发达的航海技术令它的触手无远弗届，加上为工业生产寻找原材料和开拓市场的需要，它们开始远征东方，最后，这个新兴霸主来到了天朝大国的门前。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军大败结束，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政府，支付巨额赔款并开放五口通商。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当时传教士莫里森(Robert Morrison)与米尔恩(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英华书院除教学外，还开展翻译圣经及印刷经书的工作，而何福堂的父亲正是印刷部的华人雕版技工。何福堂的童年是在父亲长时间离家在外谋生的情况下度过的。依靠父亲汇来的薪水，何家那段时间一直衣食无缺，何福堂年纪稍长后还能上学读书，学习中国传统经典。

可以推断何父的收入应当不错，这与他从事“高风险”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背景基本一致。1837年，何福堂已年近二十，其父便安排他前往马六甲，为未来的事业和人生铺路。何福堂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也觉得到外面闯荡的发展机会比留在家乡大，所以欣然成行。

何福堂抵达马六甲后，没有在当地入学或工作，只短时间逗留后便转往印度加尔各答，在当地的一间药店做帮工，同时学习英文。在加尔各答期间，他曾与时任英华书院校长伊文士的儿子一起在Bishop’ s College上课，接受现代教育。

何福堂在加尔各答半工半读，生活了近三年，1840年，23岁的他回到马六甲，并在父亲安排下加入英华书院印刷部，同时继续学习英语。当时，时任校长理格(James Legge)正苦于翻译人才不足，而何福堂在家乡接受过多年传统书塾教育，对古籍经典有认识，天资聪敏又有语言天分，让一直急切寻找传教翻译助手的理格如获至宝。理格与何福堂年龄相近，又都满怀抱负，所以一见如故。理格一面向何福堂学习中华文化，同时又教对方西方语言及宗教知识。经过两年时间，何福堂已能看懂希腊文及希伯来文的圣经，开始参与传教工作。1841年，何福堂还协助理格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中英词典，此后他又以Tkin Shen署名，翻译出版了一本游记小说《绣像正德皇游江南》。

1842年，25岁的何福堂在父母安排下返回家乡完婚。据说妻子黎氏与他是同乡，双方自小已指腹为婚。婚后夫妻相处恩爱融洽，他更教导妻子读书识字，反映出他并不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体现出他的进步思想。

1843年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往香港。理格邀请当时身在家乡的何福堂到香港，继续翻译传教的工作。当时他和理格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地皮来筹建居所和校舍，最终他们在荷李活道找到了合适的地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理格副手的何福堂不仅掌握了与官员、商人打交道的程序和秘诀，也意识到香港地产发展火热，是上佳的投资生财工具。

当时当局正在投入大量资源兴建基础设施，所以早在1841年就已两次拍卖土地“套现”。因为当局把土地视为开源增收的重要工具，加上不少人预期香港“商机无限”，所以地皮炒卖变得炙手可热。尽管何福堂相信地产业潜力无限，但他毕竟初来乍到，还需要时间发掘优质地皮并积累资金，所以他还是先专注于教会工作，并未参与土地买卖。

生活安定后，何福堂将妻子接到香港。1846年，长女何玫瑰（又名何妙龄）出生，同年，何福堂获牧师之职，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牧师。这时的何福堂也已经积累了足够资本，以150元的价格买入文咸街的一块地皮，据资料显示，该区地皮在这一年被全数卖出，相信何福堂正是看准这块地皮的位置优越，具有升值潜力，抓住最后机会参与投资。事实上，不久之后，殖民当局就因为土地供不应求，开始填海造地。

何福堂人生的第一宗地皮交易就选择了人流如织、具有商业活力的市场，反映出他敏锐的投资眼光。不过，眼光再好还要有资金配合，否则眼光再准确，也没有能力参与这样的金钱游戏。据估计，何福堂的资金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妻子娘家的馈赠，二是自己的收入。按家族内部的说法，何福堂岳父拥有相当的财富，黎氏出嫁时也带来丰厚的嫁妆；至于个人赚回来的部分，除正职外，何福堂还兼职翻译。当时的香港极缺精通中英双语的人才，翻译员十分抢手，相信他的兼职收入也较为丰厚。

除投资地产外，何福堂还从事借贷等生意，有资料显示他曾以月息4%向人放贷400元，为期2个月。而何福堂在家乡南海西樵山也有投资，如在1857至1871年间，他买入价值200两银的耕地、物业和地皮，又曾放贷给乡民，收取的利息相当高。

事实上，何福堂的家庭担子很重，他和妻子黎氏共育有五子六女，五子分别是何神赐、何神添（又名何添）、何神启（又名何启）、何神保（又名何渭臣，另说是何卫臣）及何神祐（又名何祐）；六女分别是何妙龄、何春兰、何素梅、何梅兰、何秋兰，一女儿名字不详，可能早夭。何福堂一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家11口，难免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了。按中国传统，大家长有责任照料好家人的生活。

到何福堂去世时，他身家丰厚，估值高达15万元。他将70%的遗产留给五个儿子，剩下30%给五个女儿。尽管子女之间获得遗产的比例仍有差距，但在那个“传子不传女”的年代，女儿能够获得遗产已是很大的突破。1871年4月3日，何福堂离世，享年只有53岁。

何福堂英年早逝，去世时多名子女还在求学阶段，无法谋生，幸好他投资有道，让众子女可以继续优裕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甚至远赴海外。深入分析，何福堂为子女留下的不单是物质上的财富，还有丰厚的人脉关系遗产。正因如此，在何福堂离世后，家族并没有走向没落，反而更上层楼，写下了家族的耀眼篇章。

前人种树，后人能有多少收成，始终取决于各人努力、个性与际遇。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何福堂众子女的故事，以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说明家族的起落盛衰与时代巨变之间，祸福与共、命运一体的关系。

1846年在香港出生的何妙龄是何福堂的长女，她基本上恪守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要求和制约，生活重心就是留在家中相夫教子，没有走上前台为个人或家族打拼。但从文献字里行间的记录中，仍可看到她精明及独特的一面，她投资有道，因此不但成为丈夫和儿子事业发展的助力，更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何妙龄的童年生活与教育等记录近乎一片空白，她能读书识字，从她人生经历来看，相信她应该是在比较西化、男女平等的开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1864年，18岁的何妙龄在父母安排下与伍廷芳结婚。众所周知，伍廷芳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对他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所以下文将侧重其婚姻、家族等层面的讨论，探讨他对何福堂家族的影响及贡献。

首位“太平绅士”与华人议员

综合各方研究资料显示，伍廷芳1842年7月生于马六甲――但也有说法认为他生于新加坡。伍廷芳的父亲有薄产，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伍廷芳天生聪敏过人，过目不忘，大约在14岁的时候，他来到香港入读圣保罗书院。1861年，他中学毕业后在“杲署”(即现在的高等法院)任职。法庭这样一个要求语言表达极精准的地方，竟会聘用刚毕业的中学生，既反映出伍廷芳深厚的语文功力，也说明当时翻译人才的缺乏。

伍廷芳踏入社会后不久便与何妙龄共结连理。婚后，二人谈及前景与未来时，伍廷芳表达出自己有更强烈的事业心与抱负，而何妙龄也相信丈夫的能力，几经商讨后，伍廷芳决定辞去在杲署的工作，到英国修读法律。由于伍廷芳积蓄不多，相信是何妙龄向母亲表示希望动用父亲留给她的财产，帮助丈夫到海外留学。可能是何妙龄游说有方，而母亲黎氏也认同了学历的重要性，最终答应了何妙龄的要求。这种一心为夫，把私己投资到丈夫专业教育上的深厚情义，无疑让夫妻二人的感情更加稳固，历久弥坚。

伍廷芳到英国后入读著名的林肯法律学院，并在35岁那年通过法律考试，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的中国人。这段留学经历，不仅增长了他的专业学识，让他对西方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民族兴衰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也拓展了他的人脉，譬如留学期间他认识了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以及刚被任命为港督的轩尼诗。据说伍廷芳与轩尼诗相当投缘，互相欣赏，后来轩尼诗更打破传统，任命他为香港首位华人立法会议员。

资料显示，1877年，伍廷芳返港后即正式注册为大律师并开始执业，殖民当局于同年委任他为“考试委员”，负责协助政府部门聘请公务员。一年后，他再被任命为太平绅士，是第一位获此头衔的华人，这也标志着他得到殖民当局的信赖。1880年，轩尼诗邀请伍廷芳署任裁判司署主管，再安排他署任定例局（现称立法会）议员，后更将署任变为常任。

不过，伍廷芳在立法局还没作出太多贡献，便于1882年突然辞职离港，结束了两年左右的议员生涯。而他的忽然“消失”，与当时香港房地产泡沫破裂，夫妇二人投资失利，甚至欠下巨额债务有关。由于伍廷芳忙于公务，而部分投资本金是何福堂赠予何妙龄的遗产，所以负责投资的应该是何妙龄。显然伍廷芳没有因为妻子出错而放弃这段婚姻，反而选择放弃了自己在港如日中天的事业，与何妙龄共进退，北上内地另找出路。

外交干将与法律专才

清朝重臣李鸿章早前曾接触过伍廷芳，希望招揽他协助推进洋务运动，所以离港后，伍廷芳即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官阶是前所未有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法律顾问”及“天津衙门秘书”。由于伍廷芳所长确实是当时洋务运动需要的，他在这个新舞台上自然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由于伍廷芳的专业才能及实质贡献，让李鸿章对他的信赖日增。

伍廷芳在李鸿章麾下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他与何妙龄却为结婚近二十年还没有一儿半女感到十分困扰。虽说以纳妾解决无后的问题符合当时的传统伦理，不过，伍廷芳却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应该是何妙龄反对，而他们又是基督徒，须恪守一夫一妻的原则。由于何妙龄曾拿出私己支持自己留学英伦，伍廷芳在情在理都不能罔顾妻子的感受，强行纳妾。

对何妙龄而言，婚后无所出的她应该比丈夫更感到忧心和煎熬。虽成长于较西化的家庭，长时间受宗教思想熏陶，但她还是会受到传统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的影响。直到她年届40岁，确定无法生育时，绝望的她只能妥协让步。1887年，伍廷芳的长子伍朝枢在天津出生，此子是伍廷芳与一名姓叶的妾侍所生，过继在何妙龄名下抚养。日后，叶氏还为伍廷芳诞下两个女儿，分别为伍瑞细（英文名可能是Daisse）及Alichee，二人同样交由何妙龄抚养。伍廷芳纳妾非常低调，外界知道的人很少，可能也是为了顾及何妙龄的感受。

此后，伍廷芳更加专注于工作，仕途获得更大的突破。在伍朝枢出生那年，他奉旨修筑天津至塘沽的“津沽铁路”，并出任中国铁路公司总办，主要任务是筹集资金，引进技术。不久后，伍廷芳的母亲过世，他按传统辞去官职，与妻儿回乡打理丧事，并留乡守孝三年。在完成丁忧守制后，他于1893年重返官场，并被提拔为“北洋官铁局”总办。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伍廷芳也奉诏参战，主要负责后勤的军火、军饷及兵员运输等事宜。可惜清政府战败，被迫签下更加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马关条约》给予日本太多利益，引起欧美俄等国家不满。面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认识到必须强化外交，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才能策略性地让列强互相牵制。由于伍廷芳在对外交涉中有突出表现，加上他对西欧国家有深入了解，所以在1896年，清政府派他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担任驻美国和中南美洲多国公使，赐四品卿衔。相信何妙龄也随丈夫赴美，不过她很低调，不做“太太外交”，只在家悉心照料丈夫，让伍廷芳无后顾之忧。

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伍廷芳为在当地谋生的华人争取公平待遇，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同时，又积极推广清政府推行的政策，如为“戊戌变法”向当地政商界及社会寻求支持等。为维护国家利益，伍廷芳经常发表公开演讲，在媒体报章上撰文，解释清政府的政治立场与主张，虽是弱国的外交官员，但仍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奋力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他的演说讲稿、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及其撰述的文章最后也结集成书出版。1902年，伍廷芳任期届满时已年过60，他与家人一起回国，被清政府授予鸿胪寺卿，兼商部左侍郎，以此肯定他的工作表现。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终于开始推动变革，希望挽狂澜于既倒，法制改革成为其中极重要的一环。法律专业出身，拥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伍廷芳再担重任，与同属法律专家的沈家本被任命为修律大臣，主持法律改革。

推动修订法律期间，伍廷芳因应国家法律人才缺乏的关键问题，于1905年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法律人才，被朝廷接纳，这对日后落实法律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奏请朝廷，废除那些过于严厉且极不人道的法律，以切合文明社会的需要。经过多番努力，由伍廷芳与沈家本牵头编修的《大清新编法典》及《大清现行刑律》于1906年完成，二人在法制发展上的地位和贡献获得各界肯定。

因主持修律表现突出，伍廷芳于1906年调任刑部右侍郎，官至正二品，翌年再出任驻美、墨、秘、古四国公使之职。因为这已是第二次出使美国及中南美洲，伍廷芳不仅在当地拥有不少人脉关系网络，也对外交工作更加娴熟，因而更加挥洒自如。在任期间，伍廷芳在保护当地华侨及争取中国平等地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如1909年与秘鲁果断交涉其排华政策，促使对方改辕易辙，双方签订《中秘废除苛例证明书》，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和地位。

改辕易辙 晚年完美转身

1910年，伍廷芳任期届满离开美国，他取道欧洲再经香港回国。他之所以要绕地球近一圈，一来是到欧洲访友聚旧，二来是妻子何妙龄早前在香港捐建的“何妙龄医院”于1906年落成，夫妇专程前往参观，了解运作情况。他们在香港停留不久随即北上，不过，相信是察觉到当时清政府已危如累卵，伍廷芳进京复命的同时称病请假，回上海休养，从此醉心于灵学与通神学的研究与推广。这与他早年信奉基督的信仰明显有异，也与一直是虔诚基督徒的何妙龄截然不同。

为何伍廷芳的信仰会在晚年出现如此大的转变？研究者各有主张，但不可否认，灵学研究与称病离职一样，为他提供了一个跳离清政府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的理由。而他在潜居期间，曾向朝廷上奏，抨击朝廷抱残守缺，也表达了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支持。其实一开始伍廷芳并不支持革命党人的作为，甚至曾配合清政府追捕革命党，只是后来他的想法显然有变，这一改变可能与何妙龄的弟弟有关――革命领袖孙中山与伍廷芳的妻弟何启亦师亦友，伍廷芳可能透过这层关系与孙中山有来往。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宣布赞成共和，他还上书力劝清帝退位。最终溥仪退位、清朝覆亡。辛亥革命成功后，伍廷芳被新政府任命为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一方面说明他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同时也证明他的才能与见地在同辈人中十分突出，新政府不计前嫌，对他委以重任。再次踏入政坛的伍廷芳接受的第一项重要任务便是与袁世凯谈判，争取对方支持结束清朝帝制。同时，伍廷芳在外国媒体上发表文章，争取欧美等国家的支持。

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伍廷芳已年过70，不过他并没有选择退休。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外交总长、代理国务院总理等，但在那个政局纷乱的年代，这些职位都维持不了多久。期间，为躲避政治争夺，他再次隐居上海，并先后出版了《中华民国图治初议》及《美国视察记》等书，比较中美的差异，也提出他的治国理念。

1918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组成了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伍廷芳也成为其中一员。他于1918年7月被任命为护法军政府政务总裁，兼任财政部长及广东省长；1921年，他再被任命为外交部正部长兼财政部长，其子伍朝枢也获外交部次部长之职，父子同掌外交部，成为一时美谈。伍廷芳更被授权在孙中山离穗时署任“非常大总统”，成为他仕途的最高点，只因政局混乱，政令难以下达，他能够干出的成绩极为有限。

1922年，伍廷芳突因肺炎入院，高烧不退，6月23日不治去世，享年80岁。由于伍廷芳的巨大贡献，政府为他举办了高规格的丧礼，遗体火化后葬于广州东郊，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遥遥相对。墓地不仅规模恢弘，更有伍廷芳的坐像和孙中山所写的墓志铭，可谓极尽哀荣。

传奇人生背后的“贤内助”

伍廷芳的人生无疑是波涛起伏，十分传奇。虽曾因财务问题败走香港，却又能凭过人能力，在辽阔的政治舞台上发光发热。无论在洋务运动、晚清外交或改革中，他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进入晚年，他察觉到巨变在即，随即脱离即将覆灭的清政府，投身气势如虹的革命队伍，以70岁高龄再受重用，参与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南北议和、二次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令其个人及家族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中国近代史上。

伍廷芳一生的成就，除了个人努力及时势使然，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的何妙龄也居功不少，只是她由始至终都隐藏在家庭的“私领域”，外人很难察觉她发挥的作用。不过，从现存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她绝非一名唯唯诺诺的传统女性，自有其能力、见识与胸怀。

结发58年的丈夫伍廷芳突然离世，何妙龄十分伤心。丧礼过后，为免触景伤情，加上独子伍朝枢身为外交官员，需要经常往返各国，所以她没有选择“夫死从子”，而是回到香港安度晚年。当时她已年逾76岁，返港后住在弟弟何启于九龙湾填海发展的住宅项目启德滨。虽然她一如既往地深居简出，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但她的名字仍常见于报章，主要是因为她热心公益，经常以个人名义捐出巨款。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总监、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兼任《家族企业发展研究》与《香港世家大族》 丛书主编，国际学术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编委会委员。高皓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理事会理事、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及研究员、《家族企业治理》《家族财富传承》丛书主编。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0年10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