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2019:互金离场,银行“撞进”新时代
2019-12-20 03:12      作者:薛洪言     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2019,互联网金融退潮,十年繁华,梦幻一场。

互金退潮,不少银行松了口气:少了它们“捣乱”,手握牌照和低成本资金,又有几年好日子可过了。但是请注意,人生智慧提醒我们,“如果你担心,你就不必担心;如果你不担⼼,你就要担⼼了。”

形势大好时,恰是危险迫近时。从来没有岁月静好,互金退场,只是为下一阶段的残酷竞争拉开序幕,更多不确定性正扑面袭来。

用户觉醒

冲击者离场,冲击还在发酵。首要者,就是用户觉醒。

在传统金融业务供需关系中,一直是银行强势主导,用户被评估、被选择,发言权有限。比如,贷款业务中,用户申请,银行审批;理财业务中,用户被评估,银行设置起购门槛;支付业务中,也有额度限制。

金融业务不同于一般产品买卖,以钱为交易对象,与风险打交道,对专业性要求极高。一般产品交易,多是用户主导;在金融行业,银行与用户在专业层面的鸿沟,足够扭转双方的主导权,银行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银行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风险评估等专业领域,还导致了其对市场的迟钝和对用户的傲慢。互金出现之前,用户选择权有限,即便用脚投票,也不过是“矮子里面拔将军”。

但长期的口碑抱怨和负面情绪,总要找到出口。互金入场,提供了这个出口,成就了自己,也“激活”了用户。天平开始向用户一侧倾斜,当用户慢慢站起来,银行便只能俯下身去。

(1)选择自由

十几年前,用户一边吐槽大银行的糟糕体验,一边乖乖做大银行的用户。原因很简单——在那个看“网点”的时代,网点即真理,大银行的网点无处不在,糟糕体验能奈它何?毕竟,一切金融服务都在网点中进行,用户只能在周边三公里内的几个网点就近选择服务,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互联网金融崛起后,通过金融APP,用户有能力与成百上千个金融机构建立联系,挣脱了线下物理空间束缚,获得了选择自由。

有了选择自由,才能用脚投票,这是用户权利觉醒的第一步。

(2)竞争赋权

用户选择自由,加剧银行竞争,而竞争,进一步给用户赋权。

一度,银行间的竞争是很“羊性”的。网点,作为唯一听得到炮声的地方,KPI压力虽大,竞争却不激烈。方圆三公里内,几家网点相互竞争,用户兜兜转转,也不过在几家之间做选择。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网点之间会不自觉结成隐性同盟,谁也不去做那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傻事,大家日子都过得去。

现在不同了,用户面对的是开放环境,一旦走了,就真的不回来了。此时,银行只能俯下身来,拼命出血讨好,还得满脸堆笑。竞争越来越充分,越来越狼性。

正如经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充分竞争让商家利润趋近于零,虽然竞争让银行服务水平普遍提升,用户却越来越挑剔了,银行盈利能力也越来越差了。

此时,佛系赚钱就行不通了。发力“场景”和“科技”,打通任督二脉,激活自身潜能,银行走上转型之路。

场景入场

银行追着用户跑,用户追着场景跑,于是,银行加速做场景,场景方也借着用户的势入场了。

竞争沿着两条线展开:场景巨头,走的是“+金融”之路,实业上加金融,相对容易;银行,走的是“+场景”之路,金融反向加实业,步步维艰。

银行“+场景”没走通,便选择了开放之路;场景巨头“+金融”孕育出金融科技巨头,也走上了开放之路。

在彼此开放、交叉合作中,金融与场景融合趋势愈发不可逆。

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神仙干仗,以和解告一段落,却逼死了一般的互金机构。那些既缺乏场景支撑,又不持有金融硬牌照的互金机构,开始与趋势脱节,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走上了异化和冒险之路。

这里面,有P2P,有小贷公司,有支付机构,也有大数据服务公司、催收机构,甚至还有小的农商行、城商行,更有大量非持牌创业机构。它们,一心只想活下去,不愿离场,放下了普惠金融的梦想与荣光,一头扎进现金贷的风口里。

有了它们的参与,现金贷蒸蒸日上,高利贷、暴力催收也开始层出不穷,成为行业痼疾。

花团锦簇背后,命运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这些机构,下场都不怎么样:有些资金端被庞氏骗局自行撑破,有些死于下行周期,有些被强监管斩落马下,还有些被迫转型,看不到前路。

互金机构,一旦忘记了普惠金融初心,就只能付出离场退出的代价,或许曾经风光无限,最终也不过成为金融科技大潮中的一段暗黑插曲。

另一边,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还在加速。

金融与场景的融合,背后是金融数据与场景数据的融合,数据重混产生化学反应,激活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则进一步加速金融业深化变革。

科技崛起

科技,一直都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不夸张地说,无论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唯有先与科技融合、和解,才有生存的权利。

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接着回答道,“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

哲学贵为科学之母(爱因斯坦语),尚需栖身于科学才能立足,何况是金融业呢?所以,我们在谈论“科技是金融第一驱动力”时,究竟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在强调科技很重要,科技一直对金融很重要,几十年来从未改变,不需强调;我们实际上是在提醒说,科技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已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跃迁阶段,进入非常关口期。

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

“无论你如何重组邮政马车,你永远不能因此而得到铁路”。

这句话实际上在讲创新的两个阶段:重组邮政马车,是现有模式的优化完善,不妨理解为“量变”,彼此属于同一层次的竞争;铁路和火车,则属于颠覆性创新,可以理解为“质变”,相比马车已可降维打击。

马车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火车。火车出现后,马车退出舞台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时候,修马路不再重要,修铁路才关系长期竞争力。而当前金融科技的创新,便不啻于从“邮政马车”到“铁路火车”的跃进。

原因在哪里呢?十年前的金融科技,是设备和系统层面的;近十年的金融科技,受益于金融场景化的数据积累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在自动化、智能化方面实现了全面突破。一如纺织机取代纺织女工,金融AI赋能下的金融新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渐渐具备了碾压优势。

这对金融业而言,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短短数年间,鸟枪换炮,赛道变了。传统模式下的业务流程、机制文化,从经验优势变成转型累赘,传统金融服务和产品,与传统流程模式自洽,在金融科技驱动的新模式下,则显得格格不入。

“时代抛弃你时,连声招呼都不会打”。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正加速走来。金融机构面对的,便是这种时代的变迁,抢不到新时代船票的,没有出路,只能湮没在行业周期变动的长河中。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应对时代变迁,过往五年、十年的经验都没用,我们需要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应对智慧。

1894年,干支纪年甲午年,中日爆发海战,史称“甲午战争”。大清在这场“国运之战”中败北,从此一蹶不振,日本则一跃而起,跻身强国之列。

在国内,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破产——仅仅照搬西方物质层面的“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一如梁漱溟先生的批评:

“他们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文化的步骤也全乱了”。

之后,中国救亡图存从“西洋制械练兵之术”转向变法之路,废科举、兴学校,改良派主导了“戊戌变法”;变法被慈禧太后扼杀后,守旧派回光返照,义和团兴起,“扶清灭洋”却以卵击石,以八国联军入侵告一段落,大清付出了4.5亿两白银的代价(史称庚子赔款)。

之后,社会目光转向政治制度变革,有立宪和革命之争,终于孕育出“辛亥革命”。

再之后,大总统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家醒悟——原来改变政治制度也不彻底,又开始着眼于文化变革,有了“新文化运动”,想要唤醒大多数民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落地生根改善土壤环境。

一如当时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先生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所言:

“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

之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果然也源于唤醒了大多数民众。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往昔峥嵘岁月,种种曲折艰辛,皆因最初未能认识真正的挑战在何处。冲击下的转型不易,找到真正的挑战,尤其不易。

把视线转回到当前的金融业,面对金融科技冲击,金融机构看到的,何尝不是金融科技的“船坚炮利”。看到了场景、数据和科技,于是,也去建场景,也去拓数据,去招聘科技人才,去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去进行系统改造,推动IT敏捷转型。

但这些就够了吗?显然不够。

金融机构真正的挑战并非科技本身,而是能否创造金融科技自生自长的土壤环境。否则,一味着眼于科技,也只是“把瓜蔓截断,摘了几个瓜回来”,绝非真正的金融科技转型,恐怕在未来某个时点,依旧会输掉关系自身命运的“甲午战争”。

有冲突,才有活力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你只能拥抱它。

舞台上热闹非凡,舞曲却不停变换。于是,总有冲突与混乱,但终究,人们会随着新曲跳舞,毕竟,怎么跳不重要,一直跳下去,才是目的。

在《历史的教训》中,威尔•杜兰特总结道:

“老年人抵制年轻人,与年轻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对的。经过这样的对抗,就像两性冲突和阶级斗争一样,才能产生充满张力的创造性力量,才能带来富有活力的发展,才能产生整体隐而不彰的基本统一与运动。”

你看,守旧与创新,都没有错;有冲突,才有活力。

2019,是值得我们记住的。互联网在这一年退潮,新时代也在这一年开启。机构进进出出,生死流转,行业变迁,从未停下脚步。

挑战,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