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碚

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文明不间断地延续到当代的人类文明体。中华经济体曾经历时千余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最高比重。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的计算，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全世界的32.9%。但从19世纪开始，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竞争中，中国一落千丈，远远落后。到1978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4.9%。

对于西方工业化，中国长期处于极为矛盾的心态，开始不屑一顾，视之为“野蛮”；后来既抗拒又羡慕，时时有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又怕丧失了自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热烈地欢迎西方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但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又坚决关上了国门，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同西方工业文明的隔绝，加之国内政治的“折腾”，将中国经济引向了“崩溃边缘”。是继续封闭，还是对外开放？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抉择。

1978年之后的十多年，是中国深刻反思并彻底改变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关系的历史转折期。中国终于认识到：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以及西方工业强国所制定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和国际贸易体制是不得不接受的游戏规则，否则，你就会因为封闭落后而被“开除球籍”。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实现再次崛起的伟大觉醒。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勇敢地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管他是资本主义也好，是发达国家主导也好，只要能够加速工业化，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投入最艰险的国际竞争。

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奋力加速工业化进程，成就惊人！仅用三十多年，到2010年中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加速工业化和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的巨大引擎。

中国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出惊人的快速，而且突出地具有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特点。例如，其他发展中国家苦于国内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长期存在所谓“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中国却是储蓄和外汇十分充裕，以至于成了要解决的“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苦于重工业发展不力，而中国重工业的迅猛增长却令人担忧其“产能过剩”；其他国家将GDP的高增长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却常常为过高的GDP增长率而担忧，甚至诅咒GDP为祸端；其他发展中国家通常总是为贸易逆差而忧虑，而中国却因贸易顺差而“得罪”世界，似乎是做了什么“错事”。这些令其他国家羡慕而在中国却被视为“问题”的现象，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结构矛盾和问题，有其深刻的原因，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正在做的事情。而本次在伦敦书展展出的《中国道路——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考和探索》一书，集中展现了中国经济学家和有关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将中国崛起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学者们的对策建议，提供给西方学界以求指教和研讨。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崛起是一个与西方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开放。现实也告诉世界，中国崛起正在产生全球性影响，因此，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中国崛起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我衷心希望有兴趣了解中国的西方朋友，可以从我们的这本书中获得一些有益的信息和启示。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在伦敦书展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