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碚

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和极大丰富，人们的（不仅仅能用物质来满足的）精神需求越来越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农村的发展和变化速度总体上相对滞后于城市，无论是经济水平和社会价值观都是如此。因此，刚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的农村，进入更为开放、讲求速度、注重效率的大城市，对个人的适应性是一个很大挑战。特别是进入像富士康这样的巨型企业，“渺小”的个人面对等级森严、科层复杂的企业组织“庞然大物”，心理上难免形成巨大的压抑感。

而富士康一方面要在极为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跟属于世界500强之列的大型跨国公司博弈，另一方面又对应着大量从适应能力到工作能力都相对有限的新一代员工，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相对封闭落后的农村。一个处于价值链底端的代工企业，要做好“人”的工作肯定要比实行所谓“精细化管理”更加具有挑战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产业竞争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消费者主权的极大彰显，工业品的大众消费成为企业面对的巨大机会和强大压力。消费者要求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大工业的整个产业链条就必须围绕着这个市场权力主轴运转。批发零售企业（以沃尔玛为典型）要销售物美价廉的商品，就要求工业企业按最低价格供货，无法提供物美价廉产品的企业将被无情地淘汰；而网络经济和网购方式的发展更是让消费者主权（购买物美价廉产品的要求和能力）的巨大能量在全世界传递和放大。工业企业为了满足大批量物美价廉产品的生产要求，势必要进行大规模生产，并进行以“外包”、“代工”为特征的专业化合作，同时尽量压低生产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成本，其中包括人力成本。经过激烈的竞争和优胜劣汰，最终一定导致工业资本（制造环节）向全球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转移，其中，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

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链布局和竞争压力传递机制，就使得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代工企业应运而生。它们再往下传导，就会将市场压力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富士康事件的出现，说明了一个大问题：人不是机器，不是没有生命的生产要素。在生活水平和个人尊严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企业员工也已经不再是西方工业化初期的产业工人了。因此，在全球化竞争下如何善待员工，是当代企业的一个重大管理课题。企业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一难题，就很难避免发生人员悲剧和管理危机。

对于生长在农村的新一代企业员工，城市原本是比他们自己家乡机会更多、收入更高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城市一定会比家乡更“幸福”。而新一代员工比他们的前辈受过更高的教育，对“幸福”的感受不仅局限于物质，而是更具有对精神价值的敏感性。这些问题，企业和员工自己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在农村，他们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会有许多疏解渠道，那里有家人乡亲朋友和许多倾诉对象。而到了管理严格的城市大企业，周围都是冷冰冰的规章制度和形同路人的陌生“同事”，人际关系非常疏远和物质化，精神情感交流缺乏。一旦工作、生活或者人际关系中发生矛盾和困难，非常容易产生无助感、隔膜感和悲观心理。

新一代的农民产业工人多数是在国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的孩子。在家里，他们是“皇帝”、“宝贝”、父母的“掌上明珠”。相对于父母那一辈，他们生活优越的居多，吃苦耐劳等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已经大为削弱，加之，他们生活在电视、电脑、手机、汽车、互联网时代，各种资讯丰富，欲望的增长往往超过能力的增长。“目标”和“成就”之间往往差距很大。当他们进入同过去的企业完全不同的“半军事化管理”企业环境，很难形成归属感、荣誉感、成就感。一旦压抑、悲观的心态加之放弃责任——对自己生命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就有可能发生极端行为。

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政府、企业和员工自身都应高度重视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教训。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会）、政府必须给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生产工人以更大的荣誉、保障和关怀。企业必须将严格管理、科学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让员工更具有归宿感、工作成就感和职业进步感。而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必须培养和锻炼自身的乐观、坚韧，特别是责任意识。一个（至少是对自己和父母、家庭）有责任感的人，在任何艰难困苦和压抑逆境中都不应该、也决不会放弃生命的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