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玉琪

关于调整休息日的一系列讨论总是热闹非凡。

全国两会临近，一系列代表提案引发争议：有代表建议试点“隔周三休”，即首周休息一天，次周休息三天；还有代表建议每周单休，月末连休5天；而获得更多认可的，是取消调休制度、延长春节假期的建议。

不少网友表示，“别动我双休”“现在能把双休和8小时工作制先落实清楚就谢天谢地了”。

每一次关于休假、加班的讨论掀起的浪潮，背后反映出的都是劳动者对于自身权利的日益关注。然而，目前休假制度的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996”“大小周”在职场上仍然盛行。

2015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仅有27%的人是正常的工作时长，即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其他均是负荷过重，有接近20%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及以上。

尽管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长时间加班、工作压力日益沉重也带来了一个“过劳社会”——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作为赶超型大国，我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空间。

除了长时间加班，在信息革命以后，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把人从职场中解放出来，反而用手机、电脑将人和工作捆绑在了一起，劳动从传统的工作空间延伸到了地铁上、家庭中，所有的时间都成了工作时间，工作与休息的界限变得模糊。

另一方面，日渐“无意义”的工作，也在消磨劳动者对工作的热情。

去年，《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引发热议，这本书的英文名“Bullshit Jobs（狗屁工作）”说出了不少读者的心声。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在书中指出了一个普遍困境：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已经有37%～40%的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英国的一份调查显示，37%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荷兰则有40%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什么存在的理由。

大卫·格雷伯还指出：“哪怕是在相对友善的工作环境中，目标感缺失也会侵蚀每一个人。即使没有引发身体和精神上的衰退，这种缺失也会让工作者深受空虚迷茫和自我否定的折磨。”

那么，工作是怎么变得“毫无意义”的？

得益于分工制度的出现，劳动者仅仅负责产品生产中一个细微的环节，成为“螺丝钉”。当劳动力与产品之间的关系被分离，劳动者不能通过工作得到及时的成果反馈。

从“社畜”“打工人”等职场自嘲话语流行，到“糊弄学”等职场“摸鱼”方法论兴起，再到迈出提前退休一大步的FIRE一族，职场人在以各种方式跳出过劳生态，寻找当下工作困境的出路。

近日，上海一对夫妻攒够300万元决定提前退休的新闻引发热议。他们所代表的“FIRE族”通过降低物欲、合理投资，主动选择跳出过劳生态。

对于他们而言，或许退休不是目的，自由才是。在职业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传统的就业模式难以让新一代年轻人收获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在工作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自我感受，追求工作-生活的平衡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些走在前面的企业和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创新工作模式，如何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幸福感正在成为新的努力方向。

2015年，冰岛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四天工作制的探索试验。2022年6月，英国也加入进来，在不减薪的条件下试行一周工作四天的工作模式。试验结束后，有56家企业（约占92%）决定延长四天工作制，其中18家决定将其永久化。

新西兰一家公司发现，四天工作制看似减少了工时，但并没有影响员工的生产力水平，而且能让他们的工作压力减轻38%～45%，在工作满意度、团队合作、公司忠诚度方面也有所提高。

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做出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一百年后（即2030年），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15小时。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并没有进入凯恩斯所言的闲暇时代，生产力的进步并未换来工作时间的缩短。全球劳工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抗争，才换得双休日制度与8小时工作制两项成果，争取休息时间和权利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事实上，人的价值与工作深度绑定的历史不过一两百年。当工作无法再与价值、意义画等号，这就要求工作被赋予新的意义。

逃离倦怠与过劳并不意味着躺平，社会应该倡导的是适度劳动。人应该作为人生活，而不是效能机器。

（编辑：陈玉琪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