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戈

三年新冠疫情，让我国经济发展遭受冲击，餐饮、旅游、文娱、健身、康养等接触类生活服务业受到的冲击较大。

疫情的发展过程超过了绝大多数经营者的预期，在三年的时间里，生活服务业从业者的心态像坐在过山车上。有的看着形势不妙很快收手进入“冬眠”状态。更多的人秉持着民营企业家一贯的乐观精神，觉得再坚持几个月就能看到曙光，只有坚持才能获得新的机会。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服务行业的小微企业面临困境。

在疫情之前，我国经济刚刚步入以内需为主的转型轨道。大量投资者、创业者和传统行业的民营企业积极投入到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是工业化大国迈向工业化后期的必然趋势。2012年到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6万户增长到4458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从2020年初到2022年8月底，民营企业数量净增约1185万户，占过去十年净增总量的三分之一。截至2022年9月底，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57亿，其中个体工商户1.1亿户。在这些新增加的市场主体中，大部分是服务类企业，绝大多数是员工人数少、投资规模小、技术门槛低的小微企业。

从发达国家经历的发展过程来看，人均GDP上升到10000美元以上，向更高水平的中等发达国家过度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结构、消费习惯、消费资金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是，新的生活方式从大都市的白领精英阶层扩散到普通市民阶层。不同规模城市、不同职业、不同出生背景的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互相影响，逐渐趋同。

在这个过程中，中等收入阶层成为总人口中占比最大的社会阶层。以往只有中高收入阶层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共同的追求。以前普通人偶尔为之的消费行为成为新一代消费者的日常行为，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

对年轻一代来说，出差要住单人房间，工作日要在外就餐，下班要去健身房，周末要去户外运动、看电影、看演出、听音乐会，在家要养猫、养狗，一年要有一两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甚至美容、微整形也在消费范围内……这些消费需求很多都处在起步阶段，但是疫情影响了这些行业的正常发展。

不久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指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生活服务业创造了最丰富的消费场景，但从供给侧看，整体处于发展初期，商业模式、经营方式、融资方式都处于摸索阶段。这些行业的资金门槛、专业门槛相对又较低，是重振消费信心，最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抓手。但在现实中，生活服务业常常处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况中。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关民营经济有了这样的新表述：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和制造业、科技类民营企业相比，生活服务类民营企业感受到的市场寒气更真切、受到地方政府关心的机会更少、获得金融扶持的能力更弱，但它们承担的就业人口更多。因此，地方政府应把生活服务类民营企业重视起来。

一是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吸引重点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不二法宝，热播的电视剧《县委大院》把不同县域之间为争夺投资项目使出各种手段的状态表现的极为生动。

在招商引资和重点扶持上，地方政府一般更倾向于要么能够迅速形成产能的企业，要么能够创造大量税收的企业。对地方政府来说，GDP是更清晰的目标，而本地居民生活服务的舒适性、商业业态的丰富性、街市的繁荣度通常不会成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甚至地方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中也并不靠前。生活服务业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密切相关，和就业机会密切相关，因此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中，成为政绩考核的指标。

当下，对促进消费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方法就是地方政府向居民发放消费券，并且把消费范围局限在本地生活服务行业中。这样做的效果是可以立马让街市繁荣起来，一方面可以提振整个区域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可以将消费券的杠杆效应留存在本地，解决本地人的就业，同时也自然增加本地居住人口的收入，促进他们进一步消费，形成消费—就业—消费的正反馈效应。

二是金融机构应有更高的市场自由度。近些年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但整体而言，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缓解有限。当然解决小微企业的金融诉求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只能通过小贷公司或民间渠道来满足融资需求，融资成本极高。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金融机构转变思路，愿意承担风险，通过利益驱动为民营小微企业服务。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认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强调普惠金融的同时，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金融适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他认为资金是水，金融是水利工程，要把水利用好，不仅要有主干渠、支干渠，还要有斗渠、农渠、毛渠。越到末端适配性就越重要。对小微企业，尤其是生活服务类的小微企业，每个行业都分的很细，每个行业的经营方式不同、资金使用方式不同，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按照不同的行业特点制定方案，这样必然要增加成本。所以需要通过市场化的利率手段，让金融机构能够在服务小微企业的经营中能够挣到钱。通过更加市场化的利率，让金融机构产生服务小微企业的原动力，这样才能让真正有需求的小微企业拿到发展所需的资金。

三是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工具，帮助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改善。对于大部分从事生活服务业的企业来说，在发展初期其商业模式很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因此需要对更加下沉的风险投资机构给予一定的扶持，政府基金的杠杆作用也不能完全用于对科技企业的投入，也应该对带动就业的生活服务类企业有所涉及。在这个基础上，放宽地方性资本交易市场的条件，让各种不同类型规模的风险投资找到不同的资金退出方式，对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在一些具体政策的实施中产生的民营企业发展受限、一些地方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对民营企业客观上的疏离甚至歧视的问题，也有整体经济下行压力下民营企业自身竞争力不强导致的经营困难，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形成某些行业整体过剩产生的极度内卷等因素。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社会上的“不正确议论”，形成了部分民营企业家心态上犹豫和观望的情绪。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逐渐消除。2023年已经到来，让民营企业重振信心，全身心的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民营小微企业从业者的信心如果可以更早恢复，将让街市上久违的烟火气显现出来，从而极大的激发整个市场的活力。

作者为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校对：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