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戈

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其中一大标志，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发达经济体分为两类，在所确定的39个发达经济体中，最发达和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分别有24个和15个。属于中等的15个经济体，人均GDP的中位数是25000美元。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等申根国家中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人均GDP是20000美元左右。

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00多美元，基本和俄罗斯、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处在一个水平。在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要跻身中等发达国家，需要将人均GDP再提高一倍左右。

数据显示，全球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总和不超过10亿人。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4亿人的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整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就如同发达国家的人口突然增加1.4倍。无疑，这将极大地改变世界财富结构，也将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权重，堪称是人类历史重大的里程碑。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让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既有由于巨大的地区差异形成的挑战，也有14亿人口形成的统一巨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如果把中国省级行政区和一些国家相比，会给人更加直观的感受。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均GDP已经和西班牙、捷克等欧洲国家处在同一水平，而排在后边的甘肃、黑龙江、贵州等省的人均GDP同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南非等国家处于差不多的水平。最发达的省级行政区和欠发达省级行政区的差距达到4倍多。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既有不同人群收入差距，也有巨大的区域差距。

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中，有较高的最终消费率是一个共同的特征。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5%，比2012年提高3.4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一般为75%以上。

共同富裕，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也是手段，而提高消费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从需求端看，消费者的生活状态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决定了消费的供给端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可以称为后消费时代。在后消费时代，消费经济将出现明显的变化。

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费领域，大部分人的消费差距会缩小。主流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上升，成为大部分消费者的选择。

在此之前，不同社会阶层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用不同品牌的产品、接受不同档次的服务一直是社会主流的消费模式，人们认为个性化、特色化、高端化才是商业品牌发展的前景。这种看法仍然是中国商业咨询机构每天向客户传递的主流逻辑，无论是创业者还是经理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观点。

实际上消费到底是“分层化”还是“趋同化”，和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在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的时代，消费更趋向于“分层化”，而在贫富差距趋于缩小的时代，消费将更趋向于“趋同化”。中国的专家和商业咨询机构一直把“分层化”作为消费行为的唯一规律，原因在于他们接受的理论恰好来自于美国最近几十年贫富差距又重新趋于扩大的时代。

而最近的几年以及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中国贫富差距缩小、中等收入人群的大量增加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这不仅仅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共同富裕的需要，也同时是工业化的必然规律。

中国社会即将迎来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迅速增长，这种变化将重构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消费心理，消费领域商业模式也必将因此发生巨大变革，这是第一重迭代。同时数字化革命也一如既往深刻地改变着消费经济，这是第二重迭代。“模式迭代”和“数字迭代”将同时决定消费经济的发展方向。

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他主编的《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一书中提出：我国消费需求增大是一个中长期的客观趋势。我们走向消费主导既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又具备基础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条件就是我国的城市化还在快速推进中，依然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还有已经进入城市的“半城市化”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另外一个基础条件就是数字化工具的全面普及。

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创业几乎都是从零售、生活服务和快消品生产开始的。一直以来，这条“泥泞的路上”挤满了没钱、没资源、没技术的草根创业者。

最近几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互联网游戏领域出身的唐彬森创立了饮料品牌元气森林、互联网出身的庄辰超创立了便利店品牌便利蜂、北大硕士张天一一毕业就开了米粉店、曾担任百度工程师的孟兵开了西少爷肉夹馍连锁店，这些背景不同的创业者，选择消费服务和快消品作为了自己的赛道，从他们的背景履历看，在传统叙事逻辑里，似乎是一种向下的选择。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刚好跨过60岁关口的新东方创始人带着一帮老师在抖音上卖起了农产品。在董宇辉“破圈”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家教育公司转型做零售不会有成功的机会。

这种不约而同、义无反顾的选择，每个人、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因缘。但共同的背景是，他们对中国下一个发展阶段趋势有着清晰或模糊的相似判断。

除了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商业模式迭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工具迭代将有助于消费率的持续提高。那些跨界进入传统消费领域的创业者，看到的就是这种机会。

数字化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传统行业使用工具的革命性变革。这给传统行业的转型和模式创新带来巨大的机会。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并工具化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可以顺畅地使用这种工具，互联网不再是传统行业转型和创业的障碍，而成为实现行业迭代的帮手。

数字经济边际效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的效应非常明显。而工业经济边际效益和成本的变化却是波动性的，是不确定的。数字技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组织成本，在超大规模人口形成的统一市场中，效益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让“大平台+微企业”成为消费经济中的重要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消费经济大中小微企业科层式布局的传统格局。直播带货模式的火爆，展现出这种新模式的魅力。无数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开展自己的生意。个人凭借数字工具低成本创业，将造就无数个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新型个体户”。这种企业边界和经营模式的变化，开辟了劳动致富的新舞台，本身具有共同富裕的先天基因。

餐饮企业倒闭，是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常态。三年时间下来，从街上就能大体看出商业模式发生的巨大变化。零售小铺明显少了，餐馆关关停停但总数基本不变，美容机构多了，药店多了，奶茶店多了，宠物店多了。街边餐厅的门脸逐渐变小，很多门面房辟出来几平方米租给了卖炸鸡、卖鸡蛋灌饼、卖奶茶的小店。

分析这种变化，可以发现服务业迭代的密码。

我注意到一个卖麻辣小龙虾的连锁加盟小店，只有夫妻两个人经营。三年了，还一直开着。这个店很小，大概十几二十平方米，没有堂食，只做外卖。小龙虾是品牌方直送的，加工也很简单。

和店主聊了聊得知，疫情前，在刚开业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如何让周围的居民都去下小程序上，甚至手把手地帮助上门的顾客在小程序或各平台下单。从短期利益上来说其实这么干很傻，因为还要给平台分账。疫情来了，餐馆都没法开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新商业模式的威力，小店每天门口都挤满了外卖小哥，这种状况经常持续到深夜。

一家小型连锁餐饮企业生存与成长的背后，是“双重迭代”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一方面正在经历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的迭代，同时也经历着数字化对工业化的迭代。双重迭代，在双倍不确定的同时，是双倍的机遇。双重迭代之下，消费率的提高，消费经济的发展将对我们这样一个超大规模人口国家的共同富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观察者，你应当已经发现，一些消费领域的新趋势正在中国悄然发生。

不久前，家里的长辈住院，来自甘肃农村的中年男护工，结束工作后脱下了医院统一的护工服，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干部夹克、西装长裤和干净的黑皮鞋，如果在地铁里碰到，我会认为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个在机关上班的科级或处级干部。还有一次，在星巴克，一位穿着物业维修工装的年轻人点了咖啡，坐在窗边玩手机，从他局促的举手投足看，应该是第一次。最近的一次是，经常来我家干活的小时工决定乘飞机返乡。

这些潜藏在消费场景下的微妙变化在若干年之后一定会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素，也必将引发商业模式的迭代。

作者为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校对：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