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兴杰

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在参议院中以52比48顺利通过提名，成为最高法院第115任大法官。这是151年来，大法官第一次没有获得一张少数党参议员的投票，换句话说，巴雷特遭到了民主党一致反对，但是共和党凭借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强行推进这一提名进程，巴雷特的任命不只是美国几十年来围绕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进行斗争的缩影，更是美国社会撕裂、政党政治极端化的反映。反过来，巴雷特走马上任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全面走向保守化，与不断保守化的美国社会形成了相互促动。从长时段的政治影响来说，巴雷特的任命可能比特朗普连任还要大，而对于选情胶着的美国大选来说，最高法院在选举之前就被卷入其中，巴雷特无疑是特朗普在最高法院中的有力支持者。

对于特朗普来说，运气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个任期获得了三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大大改变了最高法院的结构，另外，他还提名了超过50位联邦法院的法官，与奥巴马的八年任期不相上下。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是重要的权力分支，但是在平时，人们几乎不会关注法院的影响力，这应该也是司法权力的重要特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生活。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最近几年，联邦法院经常登上新闻的头条，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是美国的权力制衡的机器在运转，特朗普不仅对其他国家进行极限施压，对本国的政治制度系统也是频频极限施压，比如说，上台之后就颁布了禁穆令，遭到了联邦法院法官的抵制。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在最近二三十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原因在于关系到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都受到最高法院裁决的影响，比如说持枪权、堕胎、同性恋等问题。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进一步说，是保守与自由之间的分野，巴雷特的上任可能意味着冷战结束以来最高法院由自由派占主导的格局被扭转；另外一方面，这是美国社会整体走向保守化的反应。在美国大选处于胶着的状态之下，巴雷特的任命更具有了政治含义，是对美国三权分立制衡体系的一次极限施压。

2020年的大选备受关注，选战激烈，拜登和特朗普的竞争不只是两个七十多岁老人的竞争，也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拼杀，更是两个美国的博弈。这场大选有可能会涉及到最高法院，就像二十年前小布什和戈尔的那次大选，争议最终被交到最高法院来裁决。最近二十年美国政治极化，政党之争也蔓延到最高法院。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后，民主党反对特朗普提名大法官，认为应该由大选之后的总统来提名，但是特朗普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合谋”以火箭一般的速度完成了提名、听证会、任命和宣誓就职，把巴雷特送进了最高法院。巴雷特上任之后可能会介入大选，一是投票计票的规则问题，巴雷特无疑会支持共和党。此前，宾夕法尼亚州关于计票日期的争议提交到最高法院，因为大法官是八位，最终的判决是4比4，否决了共和党的诉求。在巴雷特上任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希望重新对这一诉求进行裁量。由此会带来整个大选进程的洗牌，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大选夜的结果就是最终的结果，目的其实是排除部分邮寄选票，而民主党则希望延长计票日期。宾夕法尼亚州要求延长3天，如果生效就意味着这一判例具有更大的推广性。

特朗普以及共和党之所以火箭一般将巴雷特推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目标也是简单且粗暴的，那就是在2020年大选之际，如果需要最高法院来裁决总统人选的话，巴雷特会投出毫不犹豫的一票。

从美国政治的中长期演化来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带来的影响要比总统大选更有韧性，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以影响几十年的社会生活规范。当然，特朗普之所以紧急提名巴雷特，参议院火速通过巴雷特的投票，原因无他，只是让巴雷特在总统大选裁决中投出关键一票，如果2020年美国大选存在争议的话。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从理论上说，是对宪法负责的，从马歇尔大法官以来，最高法院扮演了美国宪法解释者的角色。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基本由最高法院进行裁决，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观念或者看法基本上决定了社会生活的规范。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白宫和国会山形成了制衡，当然，在理想状态下，大法官应该是非党派化的，但是最近一些年，最高法院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浓，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基本都倾向于共和党，反过来，民主党也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新总统上任之后就等待大法官任命的机会，通过提名大法官可以增强本党在最高法院的影响力。

巴雷特的提名和任命，不只是共和党总统获得了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而是一次可以打破最高法院格局的转折点。巴雷特就职之后，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将达到6位，获得了压倒性优势。另外，巴雷特坚持认为，对宪法的理解应该基于文本，而不能过度阐释，这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不可能预见到当下美国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说堕胎、同性恋等问题，那堕胎、同性恋都是不被允许的？巴雷特在担任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期间的判决已经很明确地反映出她的倾向和立场。有人评论说，金斯伯格和巴雷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人，都是意志坚定的大法官，但是两人的倾向和观点完全相反。

金斯伯格去世，巴雷特被火速提名和任命，既是美国政治极端化的缩影，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拐点，未来二三十年，美国社会将进入保守化的轨道之中。

作者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