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种解读的声音一直占据着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整体是以正面评价为主，但也有人表示出了担忧，比如发展直接融资是不是意味着股市IPO要继续大扩容？金融回归本源、防范风险是不是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将全面刹车？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不是意味着未来金融资本市场将更加强化行政管理？

对此，我认为这些担忧可能有些过虑了，仅从这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来看，最明显的特征是，“风险”成为最热的词汇，共出现了31次；而“监管”这一词则出现了28次。在前几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这些词出现的频率远不及这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防控金融风险和强化金融监管是未来五年中国金融工作的重点。但是防范风险绝不意味着金融市场监管关起门来全面行政化，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为了构建统一、协调的混业金融监管架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金融监管的效率、统一监管步调，避免五龙治水和分业监管的弊端，让中国金融市场安全、健康地发展。

在中国金融市场分业监管和“五龙治水”的格局下，各部门利益的博弈和争执往往导致制度规则趋于平淡或模棱两可，很多金融创新业务往往在利益争执中夭折。因此，设立一个为中国金融市场长远发展的战略协调管理部门非常必要。这样既可以防止部门利益下的短期化，也可以逐渐杜绝金融部门的权力寻租。

况且，目前中国金融机构普遍呈现出了金融控股集团的混业架构，但监管架构却依然是分业监管，从而导致市场出现监管套利、通道业务横行，有时为了部门利益又呈现多头监管和监管重叠，结果让中国金融市场乱象丛生。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各个部门利益，高度重视国内和国际市场，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保障投资者权益、市场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为重，有效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任，完善跨境金融监管和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诸多金融活动更加畅通。同时，金稳会还要研究制定前瞻性、战略性的金融政策，在金融政策推出时进行把关，避免个别部门拍脑袋就任性地推向市场。

当前，中国设立金稳会正当其时，而且在现有的监管体系下设立这样的混业协调监管架构阻力是最小的，基本不动摇现有架构，只是金稳会的级别高于一行三会，监管领导的权力将会更加集中、统一和紧密，大方向绝对不会再分散和分业，只是分工更加具体和不同了，央行专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三会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专业化的行业监管职责。

在理解清楚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责之后，再来理解金融回归本源显然是要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大道上来，而不是完全脱实向虚。看了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年报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最高决策层要将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3228家上市公司2016年的年报显示，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7623亿元，其中排名第一位的是银行业（25家上市银行），以13217亿元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近48%；排在第二位的是非银金融板块，2016年度净利润为1995亿元。二者加起来占比超过了55%，由此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仍是在中国经济下行期最赚钱的机构，实体经济转型和困难程度就自然不难想象。如果中国的实体经济按照这样的金融服务方式进行下去，中国经济自然会出问题，因此平衡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度非常必要，但这绝不是让中国金融发展倒退和刹车。

其次，金融市场应该回归资源配置的本源上，要以市场化和法制化为核心，绝不是关起门来搞行政配置和行政供给，更不是继续搞特许经营和垄断经营，而应该是真正市场化、专业化的运行，监管的职责和目的也是为了保障金融市场市场化、法制化运行。尤其这次金融工作会议对地方债务也明确了监管责任和监管主体，实施终生问责、倒查责任，提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金融市场也同样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证监会决不能再用IPO多少和融资多少来算政绩，而应该真真切切地做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一个积极、健康、良性的资本市场环境，股权融资、直接融资的比重自然会大幅提升。而不像目前这样再继续大肆鼓励银行IPO，A股市场变成了各大银行圈钱的场所，股市的直接融资大都转化成银行的间接融资，而银行从股市拿走的钱又被套在了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铁公基”项目上，从而中国股市被扭曲成了间接融资的场所。

因此，当前的A股市场就不应该继续为银行圈钱服务，尤其不能再为各地的城商行、农商行IPO圈钱，这些银行大都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与地方财政及地方政绩工程紧密相连，减少他们上市圈钱也是避免让中国股市受地方债务和问题金融机构的牵连。资本市场本应该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多让实体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但从目前已经上市的25家银行来看，其在股票市场占据了巨大的比重，甚至已经绑架了中国股票市场，让资源配置功能发生了扭曲。要想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和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就得减少银行IPO，而且发展直接融资绝不是无底线扩大股市IPO，同时监管部门也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平衡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只有监管合理有序，金融业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才能有序健康。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