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月，康有为复信赵必振，谈及这些年来的思想转型。戊戌年前，“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此即“保中国不保大清”，可谓典型的革命思维。戊戌年中，他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意识到“圣上之英明”——信中说，他开保国会的时候，还不知“圣主之挺出”，军机章京陈炽告诉他：“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他答曰：“此真军机颂圣之言，吾不信也。”待他觐见光绪，“既见圣明，乃知出于意表”——而且光绪愿意“决开议院，授民以权”，使他感恩涕零，愿为效死，从而转向改革。他还谈起谭嗣同的经历，谭嗣同接到军机章京的任命，从湖南到北京，在武汉中转之时，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谭嗣同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这则有些“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意思，只要能行民权，救中国，自下而上革命与自上而下改革，皆可一试。

信中还提到，当时只有他和谭嗣同明白权变之理，属于“得乎时者”，其余同志“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旧论者，民权也，革命也。变法期间，他给在日本神户《东亚报》供职的侄子康同和写信，称“……圣人发奋为雄，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我现奉旨专折奏事，此本朝所无者），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有，此千年之嘉会也”，告诫康同和等人：“今与汝约，所有各报，以救中国为主，而于偁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应极谨。皇上圣明如此，多为颂美之言、期望之语。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此说亦可勿谈。且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1898年7月19日）从这番谆谆告诫来看，此时他的同志依然在高谈民权，“大为满人所忌”。是以他对赵必振说，戊戌变法的败因可分作两层，“虽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

关于康有为从革命向改革的转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提出另一种解释：

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 （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 ，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其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大意是，康有为转向改革，不仅出于“感今上之恩”，还出于对国情的判断，由于“民智未开”，不宜即刻推行民权。这连马后炮都谈不上，而是典型的政治谎言。戊戌年前的康有为，一直在高呼民权，主张“骤予以权”。不过，梁启超有句话说对了，“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这的确是康有为的权变。由此亦可知，哪怕康有为得到了光绪的赏识，其目标还是民权。

与此相应，我的一个推断是，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派，不是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此时无论观念还是手段，他依旧滞留于革命阵营，而是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证实渐进之路不通，将推向改革派投身革命洪流，在康有为身上，表现恰恰相反。

康有为的转向，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日本，其时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遂在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斡旋之下，与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事宜。陈少白“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则答道：“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这可视为对革命的明确拒绝。

然而，康有为一面拒绝革命党人的邀约，一面依旧使用革命方式。1900年夏，唐才常在汉口筹划自立军起义，背后主谋正是康有为。尽管康有为接应不力，构成了起义失败的一大原由，却不容抹煞其领袖地位。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曾提及一个细节，唐才常策划起义之时，仿哥老会开立山堂、发放布票之法，发行“富有”“贵为”两种签票，以为入党标帜，票中分嵌“有为”二字，尊崇康有为之意，一目了然。此外，起义前夕，唐才常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人在上海愚园发起中国国会，其宣言主旨，一是“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二是请光绪复起，“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这两点看似矛盾（章太炎当场表示不满），实则反映了当时康有为的政治心态，一面要反清，一面要保皇，正徘徊于革命与改革之间。

对于自立军起义，章太炎认为康有为“素志尚在，未尽澌灭”（《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素志，即革命。然而，恰是此次起义失败，致使康有为彻底放弃革命。1902年5月，康有为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止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驳斥其同志“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的铁血主张——章太炎读后大怒，这才有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檄文——窃以为，直至这一刻，他才成为真正的改革派，从此固执己见，不再变易，哪怕时代被革命的浪潮所席卷，哪怕改革只剩下一个脆弱的空壳，哪怕皇上已死，大清已亡，他也垂垂老矣，依然在保皇的破旧旗帜之下抱残守缺。

李敖说，命运之神把康有为与慈禧太后硬铸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正一反，有荣有枯，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纵康有为一生，都无法突破慈禧统治的时代，他是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先知，却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古董。倘若以人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是慈禧，以事而论，与康有为对应的则是戊戌变法。如前所述，戊戌变法成也康有为，败也康有为，同时不妨说，康有为成也戊戌变法，败也戊戌变法。所谓败，即限制，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讲，戊戌变法限制了康有为的想象力，既是他的光芒，也是他的重负，压迫他，禁锢他，使他的后半生渐渐趋向保守。至于成，不仅表现于正面，如我们的正史所述，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一生事功的巅峰；还表现于反面，不难想见，假如没有戊戌变法，以康有为的志大才疏、轻世傲物，从事革命之路，会是什么光景与下场，他从革命渐渐转向改革，不是对改革的成全，而是对他自己的成全，要言之，戊戌变法固然失败，他却堪称最大赢家：用自由与鲜血书写的改革悲剧成就了他后半生最大的政治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