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康有为是革命派，也许会有争议，所以我一直在调整措辞，称其像一个革命派，或者说具备革命思维。相形之下，把革命派的标签贴在谭嗣同身上，无须一丝犹疑，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派，连革命党大佬都愿为之背书、认证。1912年9月16日，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道：“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这则直接把谭嗣同纳入革命谱系，并视之为源头，推许之高，有如革命先驱。

若谓黄兴之言有“湖南人共同体”之嫌，我们且来观测谭嗣同其人。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派系，标尺大体有二：观念与行动。所谓察其言而观其行。谭嗣同的政治观之要义，归结起来，一是反传统，二是排满，三是兴民权，四是以流血为手段。这四点，除了兴民权与康有为相近，其余三点，二人皆判然有别。譬如说，康有为宣传民权，依然要“托古”，假借孔子之名，虽然孔子只是他手中的招牌，不过终究难以割舍，谭嗣同则不然，他的代表作《仁学》，以摧枯拉朽、犁庭扫穴之势，把中国传统一扫而空之，试看这样的言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如此论调，康有为再极端，怕也写不出来。顺道说一句，谭嗣同的歇斯底里，近乎时代气质，如严复论中国风气：“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再说排满。康有为号称“保中国不保大清”，暗含排满之意，不过终未明示。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说，谭嗣同《仁学》“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话说《仁学》一书，不仅排满，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几乎都在批判、排斥之列。因其过于激进，故而成书之后，不敢刊行，“著成后，恐骇流俗，故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那么这本书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呢？谭嗣同就义之前，把《仁学》书稿托付给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将书中部分章节刊于《清议报》，并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表示：“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当时以开明著称的张謇，则斥《仁学》“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这两种论调，貌似对立，实则指向同一点。

《仁学》的贡献，即在激进批判，论及建设，则无足观——以谭嗣同的性情与学力，注定难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代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物，没有人比他更勇猛、更激切。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是谭嗣同的字。钱穆称颂谭嗣同，有其个体缘由。这个无锡的退学生在十六岁那年冬天，偶见《仁学》，读之大喜，于是剪掉了极具象征意义的辫子，以示与清朝一刀两断。由此可知《仁学》之于排满革命的魔力。

继续说谭嗣同与排满。《仁学》之外，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主持时务学堂期间，“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提到的这两本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主旨是批判君主专制，对应民权革命；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了清军占领扬州、屠城十日的滔天罪行，以致有清一朝，都是禁书，给学生读这本书，“令人发指眦裂”，则在激发排满之心，对应种族革命。在当时，后者最是犯忌，容易授人以柄，曾廉上书弹劾梁启超，便拿他秘密传播《扬州十日记》说事。

革命讲究手段。说到这里，则显出了谭嗣同与康有为的最大区别。我们说过，康有为的革命手段，一是宣扬民权，二是创办学会，三是筹划腹地（湖南、陕西等）自立。这三点，俱在谭嗣同的革命蓝图之中，有些环节，甚至更进一步，譬如他和唐才常在湖南开南学会，有意作为国会、议院的试验田，“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除此之外，康有为纯属书生，其革命之要旨，端在造势，谭嗣同则是豪杰，他的革命理想，已经上升到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高度。试看《仁学》所论：“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戊戌年五月，他在致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

对比书生，豪杰的长处在于行动。谭嗣同萌生革命之志以后，便四处活动，结交豪士，联络会党。他一身侠气，为人豪迈，与江湖中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以致北方豪杰如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哥老会头目师中吉、毕永年等，都陆续成为他的同志。他的个人魅力，于此大放光彩，无论王五、胡七，还是师中吉、毕永年，皆与他肝胆相照，愿誓死追随。据胡七回忆，他们兄弟十八人，奉谭嗣同为大哥，“想把各人的绝技轮流传给他”。

第二步，则是结社，成立公开或秘密组织，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供革命驱策。据黄彰健考证，自立会并非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发起，而由谭嗣同首创，张难先作《烈士唐才常事略》，称“（戊戌）政变之未起，君与谭嗣同辈早有所图，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念之用”。康有为哀悼谭嗣同诗，有“湘楚多奇材，君实主其盟”之语，亦有所指。

入驻庙堂之后，谭嗣同与康有为一样，革命派本色不改。康有为对荣禄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谭嗣同请光绪下旨，以毁谤新政为由，诛杀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的曾廉，动辄以杀人立威，二人都是一个路数。这一路数，在变法陷入危机之际，再次派上用场：康有为和谭嗣同联手策划了“围园杀后”——园即颐和园，后即慈禧太后——之惊天阴谋。显然，这已经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历史终于进入了谭嗣同所熟悉的轨道。此外需要注意，早在应召北上之前，谭嗣同便备了后手，一面叮嘱唐才常、毕永年到汉口联络哥老会，一面有意在北京“结纳有志之士”，“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谭嗣同有志于、致力于革命，为什么还要接受光绪皇帝的旨意，进京参与改革呢？从革命转向改革，不仅关乎改革的失败，还关乎他的死亡，以及对死亡的选择：他自愿流血牺牲，与其说为改革殉葬，不如说为革命献祭，为未能把革命坚持到底而忏悔，这是下一篇的主题。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