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谭嗣同的革命之志，再来看他的转向。不难发现，从革命转向改革，在康有为身上，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循，在谭嗣同身上，其轨迹并不显著，哪怕在戊戌变法期间，改革犹未彻底压倒革命，而表现为平行关系，右手改革，左手革命，以革命的思维和手段推行改革，最终则放弃改革而回归革命。基于此，也许我们该慎用“转向”一词，可换作“周旋”“徘徊”等。这既是谭嗣同在戊戌年的两难心境，同时也为他的死亡埋下了伏笔。

种种纠结，可从徐致靖的奏折说起。1898年6月13日（农历四月二十五），即戊戌变法开幕后两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举荐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等五人，建议光绪皇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其中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是日，光绪发布上谕，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由当地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署查看具奏。

当时谭嗣同正在湖南办新政，接旨之后，权衡再三，终而决意应征北上。揣摩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湖南新政在保守派的压迫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摇摆之下举步维艰，几至四面楚歌之境，迫使他不得不另辟生路，他在致妻子李闰信中写道：“……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由“绝处逢生”四字，可知新政状态之危；二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召唤，他对康有为一向顶礼膜拜，称“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比作“一佛出世”，“只能以师礼事之”；第三点，则是政治策略的转换。

这一时期的谭嗣同，正可谓徘徊于革命与改革之间。他虽应征，却不代表认同改革。唐才质（唐才常之弟）《戊戌闻见录》云：“复生七丈奉电旨，同心者皆庆之。然七丈忽忽若不怿者，殆遇泰思否而情不能已欤？”——谭嗣同在族中排行第七，故称“七丈”。唐才质认为谭嗣同接旨之后不大高兴，原因是“遇泰思否”，未免低估了他。他的“不怿”，更多源于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继续革命，一时难成；投身改革，有违本心。那么该如何抉择呢？《戊戌闻见录》又云：“复生七丈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唐才常）为饯行。酒酣，复生七丈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已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这似乎有些改革与革命两手抓、两全其美之意，实质则是两难。

关于谭嗣同应征北上，历来有两种诠释。一种认为，谭嗣同舍革命而取改革，因为此时此刻，革命难而改革易，避难趋易，人之常情，虽属功利主义，却足见他对改革的期盼。如唐才常致欧阳中鹄信中云：“黄、谭奉旨敦促，新党之气益张，湘事虽小坏，不足为忧。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中国至此时始颇有日本明治初年气象。”唐才常是谭嗣同的知己，他这么说，自有分量。此后谭嗣同转道武汉，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他怎么不搞民权了，他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说白了，既然改革比革命容易，为什么舍近而求远呢？

另一种认为，谭嗣同自始至终，只把改革当作手段，终极目的还是革命。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曾编《谭嗣同书简》，他在序中写道：谭嗣同严重不满于清政府，“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按肖汝霖记载谭嗣同之言：“与其奔走呼号，而莫之或应，何如假政治以牖进我民也。”牖即窗户，此言大意是借君权而行民权。章士钊视谭嗣同为革命派，称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我所阅读的史料尤其谭嗣同书信，更有助于论证第一种说法。不过，谭嗣同投身改革，虽然发乎本心，他也并未就此放弃革命。说到这里，还得重申一个老观点：改革与革命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有时完全可并行不悖。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便不难理解谭嗣同的犹疑与抉择。所谓“徘徊于革命与改革之间”，换一种表达，则是“改革不忘革命”。

由此再来说谭嗣同之死。戊戌政变爆发之后，他明明有时间、有机缘选择逃亡，像康有为、梁启超等同志一样，为什么甘愿留下，泰然赴死呢？此中原因，自然不止一个。窃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即对改革与革命的考量。他在日本使馆劝梁启超逃走，有两句话值得辨析，一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据考，原话应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梁启超为了宣传保皇，在谭嗣同传中把“后起”改作“圣主”，实则谭嗣同《仁学》早已明确宣言：“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他对清朝和君主制毫无一丝忠诚，谈何为之而牺牲；二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也未必是谭嗣同的本意。许姬传是徐致靖的外孙，按其回忆录《许姬传七十年闻见录》记载，谭嗣同被捕前一天，到徐致靖家吃饭，徐致靖问他作何打算，他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道：“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如后者所述，他的流血，不仅为变法，还可能为革命。

我的理解是，谭嗣同既是为改革而死，也是为革命而死。改革不成，需要有人负责，他便是这个人（康、梁出走，以图将来，并非不负责任）；他的内心，本来向往革命，然而出于权变与妥协，并未把革命之路坚持到底，因此他的一死，则有忏悔与自证的意思。关于这段心史，最精彩的发掘，反而是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书中虚构了谭嗣同告诫从南方而来劝他逃亡的革命党人的一段话：“……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盲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就此而言，他的死既是献祭，也是反思，既是终结，也是开端：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