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第四十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挑战和机遇依旧并存。2019年，中国经济如何再改革再开放？新时代中国力量何去何从？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学界和企业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11月20日，这场讨论迎来了一个高潮。在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201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主任陈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蒋锡培，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董事长兼CEO闫亮等学界、企业界代表济济一堂，就改革开放40年有哪些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如何突出重围抢占新起点、企业如何助力数字经济、投融资机构如何抵御金融风险等热门话题分享了独特见解。

近年来在经济各种各样的变革中，新技术革命显示出崭新的特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特征。人们开始赋予它一些概念，称作第几次技术革命或者说人工智能革命等等，又或者像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所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他出版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到，这次工业革命发展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迫使我们一是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二是反思组织创造价值的方式，然后是人类自身的意义。

其实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对技术革命的一种回应，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祖师爷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身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的中心，斯密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新的问题，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挑战，在理论上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考，同时也给经济学家创造了工作。但是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确实有很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不同是，过去我们传统的经济学都会认为，技术替代人，自动化的发展都是在报酬递减规律下发生的，但是机器人革命可能会打破报酬递减的规律。第二个不同是，过去假设技术是一个外溢的过程，这个外溢会自动带来一些人们所期望看到的改善人类福利的效果，但是事实上这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可以让我们观察大量的新的经济现象，因此，我们可以对传统的经济学假说做一些反思。

我主要对两种传统的经济学假设来做一个反思，一个是大家都熟知的，我们把它叫作涓流经济学，这个经济理论是假设技术变革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分配问题，科技革命一定是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蛋糕做大了，会通过涓流效应自动流到每一个血管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获益。但是我们做这个假设的同时，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也好还是全球化、技术变革也好，在相当多的案例中最后的结果都表现出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是最典型的，这也是美国要把矛盾转向中国，打贸易战的原因。对于这种收入分配的悖论有各种不一样的解释，我们比较熟知的理论是：长期以来，资本的收益增长一定会带来收入差异的扩大，这种现象被我们观察到了，假设涓流效应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进行反思。与这个对应的是渗透经济学的解释：假设技术变革最终可以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所有的产业、行业领域、企业之间，因此，从一个角度的科技革命入手，最后导致整个经济全部被科技革命所浸染，实现竞争力的跃升。但这个假设其实也是不合理的，事实证明也不成立，进而在经济学上也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按照诺贝尔奖获得者索罗的说法，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假设技术革命可以渗透到所有的领域，整个国家会被科技革命所改造。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计算机应用到了所有领域，但是你就是看不到生产率提高的统计结果，这就形成了一个生产率悖论，也是对渗透经济学的一个嘲讽。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悖论？为什么渗透经济学是不现实的？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解释，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是统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大量的大企业、先进企业甚至具有宏观地位的企业、独角兽。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只是在中国，在所有的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占大头。

同时我们也知道，不管在宣称自己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是有障碍的，有体制障碍。

与此同时，信息也不是对称的，并不是说一个著名的国际大企业和惨淡经营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两者之间拥有相同的信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技术不可能渗透到所有的领域。

因此，我们从两个经济学传统的角度来反思，应该做一些怎样的变化？

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你就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现实中企业也好、政策决策者也好，应该关注几个方面，它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是有联系的。

第一个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趋中律”。

所谓的趋中律是一个生物学的规律，比如有的家庭的孩子比较高，自然会找一个跟他身高匹配的配偶。还有一些普通身高的孩子，寻找的配偶也不会太高。遗传的常识是父母都高，孩子更应该高，父母都矮，孩子都矮。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都会回归到正常身高，否则社会身高差拉得太大了。这个趋中律在经济学里面也是有反映的，在前几年有个美国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发展以后要回归高中值，趋中律在中国要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对目前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可以看到的确是在回归均值，不同的是，我们是在逐步回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在回归均值的过程中不会再像原来那样，企业只要找到资源就可以赚钱，这个过程已经变了，我们要经历一个成长中的烦恼，必须调整心态。

第二个转变是司马迁在《史记·获殖列传》中所讲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过去对企业来说，当找到利润还没有充分实现的领域的时候，就会在那个领域加大投资，使利润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直到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的增长常态情况下，这样的机会仍然会有，但是不那么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从皆为利来转向皆为率往，这个率就是生产率，我们必须找到提高生产率，特别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

与这个相关的是我们现在必须拥抱创造性破坏，其实在任何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在以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生产率提高的方式来源是不一样的，而今天的新常态下，我们要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每一个企业加强竞争，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创造性破坏，生死存亡、进退越来越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我们观察过去的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在一个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创造性破坏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是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转向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是要有退出的风险，是要有死亡的痛苦，这是我们必须拥抱的一个新的变化。

过去都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所有的要素都责无旁贷，它的价格决定它的雇佣条件，但是劳动力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

经济发展历史、制度变迁历史也证明了，劳动力要素决定了在劳动力的配置中，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都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像经济学家马歇尔说的，你买一块砖头，把它用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你建宫殿也好、修厕所下水道都没有关系，砖头不会有不乐意的感觉，但劳动力是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人本身，劳动力市场制度是由我们所熟知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合同法》和工人权利的各个方面共同组成的。

历史证明，越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可能忽略劳动力市场制度发挥更自由的作用，但越是到了高质量发展，到了更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劳动力制度的作用必然会增强，这是具有规律性的现象，谁也改变不了。我们还是要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做这样一些企业行为上的调整。

陈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