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九十年前，即1931年，39岁的赛珍珠发表了长篇小说《大地》，次年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时惊艳西方文坛。她（本名Pearl S.Buck）几个月大时就随传教士父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度过十八年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中文几乎成为母语，后来她以这段生活经历为素材写作一举成名。

20世纪90年代，准确说是1996年底，旅美多年的散文家董鼎山注意到一个现象，他在《赛珍珠复活与多元文化》一文中写道：“赛珍珠当年获诺奖名扬世界，可是她在美国文坛声誉不高，获奖一事甚至成为文学评论家的笑柄，学术上也存在偏见，大学中从不把她的作品列入文学研究课程。这证明美国文化界已把她遗忘，而她的名字还在中国读者记忆中。”

时为国际笔会纽约华文作家笔会会长，也是媒体人出身的董鼎山认为，《大地》获诺奖半个世纪后，已进入多元文化蓬勃的年代，赛珍珠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外国背景、外国故事，主要角色亦非白人，革新气息甚浓，既然社会在进步，她理应受到如今青年大学生的欢迎。在成名作《大地》之前，1930年赛珍珠发表了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故事描写中西妇女地位和命运的不同，主题是探讨中美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融合。本栏特借用这一言简意赅的书名，编译分享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剑桥中国秦汉史》合作主编、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说过：“普通读者也许是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短期的展览会，也许是在报纸上读到、在电视上看到了考古发现的生动报道，而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这些普通读者包括大学里渴望选择专业的青年学生、在官方谈判中不得不关注中国的政治家或者公务员。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知之甚少的国家，历史学家必须服务于这类读者的需要。”

希望本栏也有助于志在四方、面向未来的广大读者朋友，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他者眼中的我们”。

镶嵌黄金和珍珠的天距仪，置于龙形镀金铜支架上，底座是康熙时代的景泰蓝，高0.82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它有可能是17世纪意大利所制，随罗马教廷向中国宫廷派遣的传教士特使来到北京，曾见证大约三百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认知。

1661年2月5日晚上，22岁的清朝君主在北京紫禁城一座宫殿内驾崩了，这位皇帝1643年继位，年号为“顺治”。顺治帝去世后不久，遗诏向满汉大臣公布：年仅7岁的年幼皇子玄烨继位，年号为“康熙”；皇帝年幼，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满洲辅政大臣处理国家事务。顺治帝在遗诏中还切责自己的种种过失，包括奢靡享乐，信赖贪污的宦者和官员，未能倚重满洲将领，不听从母亲也就是孝庄皇后的教诲。

表面上，紫禁城内权力平稳过渡。顺治遗诏指定了新的皇帝和新的辅政班底，并警告新的统治者注意皇帝行为中的误区。然而，正如当时许多汉官必定会猜测的那样，这份遗诏中许多内容，后人认为是孝庄皇后和四位辅臣公然伪造的。

1661年2月最初几天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历史学家中一直存在争议。根本问题是，顺治帝真的在2月5日驾崩，还是退隐佛寺并在那里度过余生？一些富于想象力的故事写到顺治帝退位，比如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就在《一位皇帝的传奇》（又名《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提及，康熙皇帝和孝庄皇后曾神秘造访“五台山奇怪的和尚”。

20世纪20年代民国前期留下的顺治帝陵寝旧影。

历史学家萧一山在1923年出版的《清代通史》中，虽不完全赞同退位说，但认为退位说和病逝说两种都有可能。清史名家孟森也对这一问题做了大量研究，结论是顺治帝确于2月初死于天花，他依据皇帝亲近的侍从学士王熙以及性聪和尚的两本年谱，得出这一认识，这二人都在那一年2月初目睹了顺治帝去世，并且都记载了顺治帝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尽管这些年谱并不能构成顺治帝于1661年初驾崩的确凿证据，但孟森似乎有旁证，除非发现了进一步的信息，我们最好认可顺治帝是在2月5日驾崩。

毫无疑问，顺治帝确实留下了自己的遗诏，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份遗诏在公之于众前被改写、扩充。2月1日，王熙被传唤至顺治帝的床榻前，将“密封奏折”读给顺治帝听，并奉命记下谕旨。2月4日，王熙和另一位学士麻勒吉再次被传唤。据王熙所记，顺治帝命他们记录遗诏，草拟完稿，并转交廷臣。孟森在《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中写道，王熙奏请移至乾清门并隐身屏风之后撰拟恭读，经三次检视终稿，至日暮时分，才确信所拟终稿合乎顺治帝之意。其后，麻勒吉将拟就的遗诏交给孝庄皇后的侍卫贾卜嘉，后者或许于2月4日晚才将遗诏呈送孝庄皇后。因此，四辅臣与顺治帝的母亲有大约一天时间修改遗诏，以满足自身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孟森认为遗诏中只有那些涉及用度奢侈、君臣交流有限、不愿接纳批评意见等三项内容的罪状，有可能是真实的。王熙的年谱中则记述说，2月5日晚他在宫中听到遗诏时感到震惊，并称“俱不敢载”。孟森还提供了遗诏系伪造的其他证据，指出顺治帝于1661年1月31日参加了受宠幸的内监吴良辅的剃度仪式，仅仅四天后他口述遗诏时转而反对宦官，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顺治帝之死的疑案一样，也有遗诏乃伪造的有力旁证，我们相信它，除非能找出相反的证据。

怀疑者或许会问：如果顺治遗诏是伪造的，那为什么康熙帝要将它写入《顺治朝实录》呢？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康熙帝知道这份遗诏是伪造的，但因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而将它保留在《实录》中。康熙帝从来就不以谦虚著称，或许是意识到他的父皇这一被污损的形象，将使他本人成为清朝第一位真正统治中国的强权皇帝。

也可能是，康熙帝认为那些对现存遗诏系伪造一事非常清楚的汉官，会欢迎他在1668年2月颁布的有关先帝的上谕。简而言之，康熙帝通过将顺治驾崩之日伪造的遗诏留在清廷编年体史书中，并在七年后为其父写下较为正面的证言，让自己的统治留下截然不同的形象——前者是给满人的，因假遗诏表达了许多满洲征服精英所广泛持有的意见，康熙帝应该会审慎，为此而修改《实录》以至疏远这一精英群体是不值得的，后者则是安抚汉人的；通过设法塑造这两种形象，康熙帝竭力同时提升自己在两个群体心目中的权威。

孝庄皇后和新任辅政大臣，迁怒于顺治帝不听从他们的意见，而是亲近汉官，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因此，伪造的遗诏并非这位将死的君主的临终遗言，而是在所谓鳌拜辅政时期（1661—1669），清廷统治中国的政策与行政风格的前兆。在辅政的前五年，四位满洲大臣集体统治，发布谕旨，做出决策，这与他们构建一个首崇满洲的中华王朝的理想相契合。

然而，1666年之后，四辅臣之一的鳌拜设法操握权柄并削弱其他辅臣的影响力。1677—1669年，年轻的康熙帝在太皇太后（即孝庄皇后）和几位满洲谋臣帮助下，设法亲理朝政，节制野心勃勃的鳌拜。最终，康熙帝于1669年擒拿鳌拜，摧毁了鳌拜亲属及支持者集团。

孝庄皇后的昭西陵，在清东陵风水墙外，有关这位历经三代皇权的太皇太后的种种传闻，也是清初宫廷一大疑案。

鳌拜辅政时期，是以四辅臣中这位最冷酷、最臭名昭著者命名的。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它处于清朝（1644—1911）的成长期，在满人攻取北京近二十年后，备受赞誉的康乾盛世之前。17世纪，特别是鳌拜辅政时期，满洲人在统治汉人的国家与社会时，面临着维护手中权力、保持满洲传统的困境。

四辅臣是仅剩的、实际参与1644年入关之前诸多战役的清代统治者。尽管四人将一些行政管理经验带入辅政，但他们的主要价值观在东北南部和华北战场已经塑就。四辅臣在辅政之前戎马生涯三十年，因屡战屡胜而赢得名望，获得奖赏。他们看重的是勇气、效率、服从，骄傲地回忆起满洲政权的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的军事独裁体制，不信任汉族士大夫阶层，后者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柔弱无力，且对已覆亡的明王朝常存政治忠诚。

然而，四辅臣在17世纪60年代所统治的辽阔疆土，在人口和文化传统上以汉人为主。由几十万人口构成、数量极少的满洲人，在汉人看来是“野蛮”的少数人，他们统治着1.5亿汉人，而四辅臣也继承了在制度和官员构成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17世纪30年代的皇太极、40年代的多尔衮，先后决定大量采用明朝的行政结构，并容留了许多明朝官员。显而易见，四辅臣不得不受汉人的社会政治秩序约束来推行其统治。

因此，鳌拜辅政时期的政治与政策，在“满洲至上”的诉求和强大的汉化力量之间充满紧张关系，以往几个非汉族王朝皆屈服于此。置身这样的环境中，汉人，同样还有满人，都在紫禁城皇帝宝座周围竭力活动。

作者Robert B.Oxnam，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师从史景迁研习清史，在哥伦比亚大学等院校任教，1981—1992曾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译者陈晨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选编自《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中文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收入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董建中主编“海外研究中国文库”），转载已获授权。

（编辑：谭洪安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