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政府和民间团体都可以用灵活的方式，让有些人在条件合适之下能够回来参加中国的“四化”建设。大家起劲的去做，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是能够平等和独立的。

1988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津南开大学会议厅里，一位年近八旬仍神清气爽的前辈学者，面对200多位国内外同行，谈笑风生，倾诉衷肠。

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数学家陈省身，曾历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及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4年回母校南开大学创办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国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1911—2004）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多年以前就为发掘和培养21世纪中国青年一代科技人才鼓与呼。

在当天南开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研讨会上，陈省身介绍说，他刚刚到大洋彼岸出席美国数学学会一百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会上邀请了23位年青数学家作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报告，报告人的条件之一，是足够年轻，在二十一世纪还可以从事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南开数学大会上，也有过半数即超过100人是青年数学家，其中有专程从国外赶来的将近40名博士和博士后。老前辈接下来的一番鼓励，看来是特地为他们准备的：

近几年来，大批中国青年出国学习，就整体讲，成绩特别优秀。这次我在美国数学学会活动上，遇到麻省理工大学一位知名教授，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最好的学生是中国人。他的口气表示，不但这个中国学生是最好的，而且比他别的学生高一大截。前些时候我到瑞士开会，遇到一位瑞典数学家，他从前是国际数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了一门课，结果发现最后的考试前四名都是中国学生。这样的例子很多，至少在美国，中国学生成绩是非常优秀的。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下结论，二十年后必然有大批中国数学家成为国际数学界各方面的领袖。从根本上讲，我想中国数学的目标是要求平等和独立，能跟西洋的数学平等，不一定说要更优秀，跟赛跑似的，非要第一、第二不可。我们不一定做同样的方向，但要有同样的水平，因此非常要紧的是在中国建立基地，创造同样的工作条件，使得爱国心可以克服国内外待遇的差异，吸引他们愿意回国来参加重要的工作。

早在1980年春陈省身回国讲学时，就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暨南大学（广州）作了一系列演讲，整理成文后1981年在上海大学主办的学术核心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题为《对中国数学的展望》，文中写道：

数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现代社会中，因为科学技术进展和社会组织日趋复杂，数学成为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普遍应用，也引起了很多新的数学问题，从几千年数学史来看，当今是数学的黄金时代，工作者人数空前之多，可以说，健在的数学家人数超过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数学家人数总和，国家和社会供养着许多人专门从事数学工作，也是史无前例的。

1988年的深圳特区大道

计算机逐渐普及，开始进入中国年青一代的视野，新的科学技术浪潮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一起涌来。

不同于音乐或美术，数学的弱点是一般人无法了解，在这方面数学家所做的通俗化工作值得赞扬。但一般人与这门学问总隔着一段距离，这不利于发展。数学是一个有机体，要靠长久不断地推进才能生存。要使中国数学突进，个人意见宜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要培养一支年轻的队伍。成员要有抱负，有信心，肯牺牲，不求个人名誉和利益，超过前人，青出于蓝，中国数学如在世界上取得领导地位，则工作者必然是现在大家所未闻的。

第二，要国家的支持。数学固然不需要大量的设备，但亦需要适当的物质条件，包括图书的充实，研究空间的完善，以及国内和国际交流的扩大，一人所知所能有限，必须和衷共济，一同达成使命。

我们的希望是在二十一世纪看见中国成为数学大国。

继南开数学大会上的大声疾呼之后，1992年陈省身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科技导报》上发表《二十一世纪的数学》一文，再次强调“关键是培养人才”：

找有能力的人来做数学，使优秀的年青人在数学上获得发展，要在国内办十个达到世界水平、第一流的数学研究院，中国这么大，不仅北京要有，别的地方也应该办。

中国科学的根子必须在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在本土上生根，然后才能长上去，可是要请有能力的人来做数学很不容易。我从1984年开始组建南开数学所，我们办第一流的数学研究所，就要有第一流的数学家，有了第一流的数学家，房子破一点，设备差一点，书也找不到，研究所仍是第一流的。房子很漂亮，书很多，也有很贵的计算机，如果没有人来做第一流的工作，又有什么用处？看到这种情形，我改变想法，努力训练自己的年青人，培养自己的数学家，送他们出国学习，到世界各地，请最好的数学家给予指导。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些措施已经开始出现成效。

再回到33年前南开“二十一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研讨会现场，聆听前辈的教诲：

我们要克服“中国人自卑感”。有人觉得中国的博士不如外国的博士，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开始一种“联合培养”的政策，慢慢地有中国的博士生到国外去工作，他回到中国来，在中国得博士。中外慢慢就可以平等。这几年我们在国外的留学生已经有五万人，应该请他们回来，尤其要吸引最优秀的人回来。所以，霍英东基金会下月2日要宣布“霍英东奖金”，奖励青年科学家，包括国外回来和国内培养的，这样至少可以增加一点吸引力，我希望这方面将来还可以扩大地做。

1988年的山西大同街头

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从南海之滨吹到了北国古城。

（本文纪实配图均为法国摄影师阎雷镜头里“昨天的中国”）

这位生于1911年10月，也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刚刚爆发时的世纪老人，早岁受业南开、清华，193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理学博士，1937年夏辗转归国任教清华，1938年因抗战随校内迁，当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年赴美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抗战胜利不久即归国，后应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二战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领导者罗伯特·奥本海默之邀返美，继续毕生醉心的数学事业。

他弱冠之年，心无旁骛问学，百尺竿头求进；壮盛之年，饱经战火四处漂泊，吹沐欧风美雨；耄耋之年，不忘回报家国，悉心提携后进。1988年8月南开数学大会演讲的这段开场白，苦心孤诣，发自肺腑，不光是当日在场的数学界新生力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有志青年们也值得细细体会：

我们今天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数学，预测一下中国数学界将是如何情状，策划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来临。我不会参加二十一世纪的工作，我所伤心的就是，这个光明时代的到来，自己顶多能看到一点曙光。但我充满信心地看到，中国数学的前途非常光明。

大家起劲地去做，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是能够平等和独立的。

编辑：谭洪安 校对：燕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