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上百万青年人齐聚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在一座僻静小城伍德斯托克举行盛大集会，那一代青年心态上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锁定在这一准确时间点。

青年文化在伍德斯托克大聚会上庆祝其存在，在庆祝中巩固了自己。只有身处富裕社会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盛举”；在生产和消费都突出地表现为高强度的现实中，对青年的放任容忍人所共知，也完全可以理解。当时人们普遍幻想，原料资源和市场犹如上帝创造的世界一样，是无穷无尽的。从伍德斯托克到现在才过了十年，却好像已经过了十个世纪。

青年人迷上流行音乐，他们这种感情是强烈的，也是极自然的。他们不是在听音乐，而是“生活”在音乐之中，就像搬进一所新房子，一切都是奇异的，妙不可言。服用毒品也不是慢性自杀，而是一种启示，一种领悟，是通过迷幻药得到个性的扩张和丰富。他们以某种行为方式赢得了自身的集体特性，如超出公认行为准则，狂热状态下一起吸烟、唱歌、跳舞。不用说，只有在社会相对繁荣时期才会出现这类极端不负责任的举动。

1969年8月，纽约州东南部的小城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大量青年乐迷忍耐交通堵塞，不顾饮水奇缺，冒着倾盆大雨，涉险占据高处欣赏音乐节。

这是1980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提交的《八十年代的青年》综合报告中，以《青年寻求新的社会特性》为题的结语部分一段点睛之笔。执笔者为罗马大学社会学首席讲座教授、意大利前议员弗兰科·费拉多蒂。

作为编写这份报告的主要顾问之一，费拉多蒂的评论发人深省：“伍德斯托克事件发生在美国，并在既放任容忍又压制的工业化国家里风靡一时，绝非偶然。的确，青年人渴望‘让幻想主宰一切’，发泄青春活力，矛头都是指向技术发达、或多或少地由官僚主义化统治的社会所造成的强制管束。”

他认为，与伍德斯托克时代相比，今天（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势似乎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周期又进入危机阶段，经济危机的根源并非当前环境下的暂时现象，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其阴影将笼罩整个八十年代。

“经济永无止境持续增长的美梦，已被无情地粉碎了。种种新兴的运动根底太浅，在日常实践中无法兑现华而不实的诺言。”这位来自昔日辉煌灿烂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故乡的社会学家断言。

转眼之间，伍德斯托克狂欢派对（Party）是远去半个世纪的陈迹了。但有识之士的逆耳良言，在目睹乃至亲历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上诸多纷乱与扰攘的凡夫俗子听来，依然掷地有声，直指人心。往事一再重演，或者那一波在北美新英格兰偏僻小城标志性地达到高潮，波及整个西方富裕社会，并最终撞击世界的一代青年危情，时至今日还是余波未了。

当年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八十年代的青年》综合报告，广泛邀请全球各大洲多位专家学者，合力探讨“青年与八十年代的世界性挑战”这一重大的现实话题。尽管那是尘封已久，常人不大知晓的历史文本，但今日旧闻重温，述往思来，亦不失为一份仍有价值和深意的“青年参考”。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的引子，再次聚焦北美。负责编写《北美的明天：在美国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青年》一章的欧洲现代史学家托马斯·福斯坦泽，与来自罗马的弗兰科·费拉多蒂一样，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他写道：

美国现在主义的显著特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独有的割断与过去一切联系的意识，正是把现在和近期的将来看作是崭新的、全然意外的时期，几乎像科幻小说那样有巨大的冒险性和可能性。无论怎么说，在每一个十年的开端，人们都觉得，这一个十年结束将会成为下一个十年理想、和谐与丰足的起点。”

接着他引用了二十世纪三位声名显赫的美国意见领袖在不同时期的“年代宣言”加以论证：富兰克林·罗斯福于三十年代开始时称“对某几代人来说得天独厚，而对另几代人来说，则尚待做出巨大努力”；约翰·肯尼迪六十年代初则宣布：“火炬业已传到新一代美国人的手中。”大约在这两位命途迥异的总统发表各自看法期间，《时代》及《生活》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坚信，1945年是“美国世纪”的揭幕。

福斯坦泽以历史学家特有的视角评价说：“时间已取代空间而成为美国的边疆所在。”不过他话锋一转，又回到了主题：

但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专事崇拜青年和新奇事物的文化中，却很少与青年人商量“未来事物的面貌”。青年人必须成为男女拓边者，被派去承受新条件下的艰苦，并面对长期的挑战。但是，“边疆”本身将从他们的先辈手中继承过来，何为“边疆”也是由先辈定下的，他们只是国家之舟的乘客而非舵手。自二次大战结束后，这艘巨舟的航线一直基本未变。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驾驶台上使用的海图（即社会决策意识形态和习惯话语）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美国梦”的年代比这张海图还要久远。人们可能提出异议，这些基调很不适合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民权运动、六十年代初贫困交加的“另一个美国”的发现、学生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黑人权利运动、生态运动接踵而来，这一切难道至今还没有动摇这个工业化以前的清教徒式、田园诗式的“美国梦”的根本吗？

1968年4月，非裔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刺杀后，全美各地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抗议暴动，

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烟火弥漫的大街上荷枪实弹巡逻。

福斯坦泽自问自答：

唯一诚实的回答是，没有！这种回答既不充满希望，也不赶潮流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上述运动一般都要求让它们各自所代表的阶层在“美国梦”中占有一席之地，或有助于捍卫“美国梦”这种或那种解释。而实际上，它们是肯定了“美国梦”，并没有提出代替它的前景，或由另一整套社会抱负和生活方式构成的全面模型。

这位欧洲现代史学家指出，美国青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面临的根本问题，不只是社会结构矛盾和实际生活经验欠缺，也同样是良知、价值观念及抱负的含混不清。在思想与态度这个领域，明日的青年一代应有平静而深刻的转变，正是这种转变大有可能决定本世纪余下的时间基调，以及更长久的未来。

他认为，比较清楚的是，当代美国青年将是遭遇下列局面的第一代青年：各种物质条件将与“美国梦”中若干关键要素存在巨大落差，不应指望他们会摆脱“美国梦”对美国人心态以及“美国梦”所提供各种允诺的顽强影响。他直截了当地预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青年，很可能是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第一代面临长期勒紧裤腰带前景的美国青年，当代青年比他们的祖、父辈对危机更加没有准备。大萧条时期美国国内还相当农村化及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情况，已与当前普遍城市化并以服务业为主不可同日而语。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三十年代以来的各代青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包括在大萧条时期所带来的后果中生存下来并享受了富裕繁荣的那些人）都已把大萧条时期从集体记忆中抹去，并且用“持续繁荣与富裕”就是美国生活传统标志的信念来代替它。

福斯坦泽总结道，为保证“优裕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是增加工作时间、靠巨额负债度日，甚至出现近来才有的一种“美国风俗”——“丁克”家庭中没有子女，夫妻全天都工作。结果是，进入八十年代的美国一代青年，在理性思考或采取行动方面几乎没有革新或提出异议的能力。

对美国当代政治和文化轨迹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十年代，大获全胜却刀枪不入库，强行抱团开启东西方冷战，并进行偏执的意识形态动员，反而忽视了社会各种深层矛盾的调和。这导致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群激烈不满现状而沉浸于颓废生活方式，通过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竭力宣泄的青年，以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金斯堡的《嚎叫》《祈祷》等作品最为有名，人称“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末伍德斯托克百万青年集聚狂欢的“奇景”，很大程度上受到前一代青年反叛文化与极端行止感染，遗风所及，至今未息。

1969年，知名蓝调摇滚乐手珍妮丝·贾普在舞台上表演，第二年她就因过量服药去世。

此时此地，面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我们的新春寄语是：日出途远，天大地大，隔岸观火，不如砥砺前行；通向未来的远航，不奢望随波逐流、坐享其成，应下决心搏击风浪、勇当水手，直挂云帆济沧海。

（编辑：谭洪安 校对：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