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寄语新青年(上):如何度过“过渡期”?|隔岸红尘
2021-02-11 11:02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85年2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发表文告,号召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青年联合起来,为全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20世纪喧嚣动荡,上半叶经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人类刚刚步履蹒跚从血与火中走出,伤痕尚未痊愈,下半叶又陷入漫长的冷战岁月,东西对立,南北落差。夹缝中出生和成长的这一代年轻人,将如何迎接即将到来而他们必须独当一面的21世纪?

1985年为“国际青年年”,这是联合国大会于1979年根据罗马尼亚的倡议决定的,主题是“参与、发展、和平”。会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历史学家托马斯·福斯坦泽与社会学家弗兰科·费拉多蒂,率领来自欧、亚、非、美各大洲的专家团队,整理编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八十年代的青年》(Youth In The 1980s),提交1980年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一届大会。这份报告开宗明义写道:

在传统社会里,根本没有青年这一概念。人们从儿童成长为成年人,并不经过任何阶段,两代人之间也谈不上什么“代沟”。人们自然而然地走向工作,靠年长的同伴指点,日积月累,边干边学。在工业化社会里则不然,事事都比较合理化,生产技术也要复杂得多,从整个生产组织来说,边干边学,或单凭实践,已经行不通了。

这样一来,人们就需要进学校学习专业技术,人的一生,在童年和成年二者之间,无一例外地存在一段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找工作先得通过重重官僚主义的层层繁复手续,并掌握一定技术专长。因此今天的青年,就业比以前要难,想要找到所谓“正规的”或“固定的”工作,更难上加难。

青年问题,尤其是青年失业,已成为人们连篇累牍、大谈特谈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就是如何调整青年的志愿,使之适应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无疑将是今后年代最严重的问题。为了寻求解决办法,我们应该看得更深远一些。青年失业问题不论在技术先进的工业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里,都是一个涉及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但是,仅就青年失业本身而论,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显而易见的症状,问题的症结要深刻得多,它危及了与之息息相关的现代文明某些基本价值准则。

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仅仅以人口统计数字为据,还不能透彻理解青年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这一现象。要知道作为相对整齐一致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今天和未来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迅速变化不可分割。

目前,社会与青年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残酷而微妙的较量,局势含混不清,使人难于分辨是谁在折磨谁。社会一方面赞扬青年,称颂他们充满狂热和浪漫的激情,赤手空拳投身生活;另一方面,正是这个社会,在其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里,却不容年轻人发挥其主动性、运用其机智或倾注其满腔真诚,也没有为他们留下建立貌似不合理而实为非功利主义的关系的任何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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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代。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每一代青年都要积极应对挑战,艰苦奋斗,创造属于这一代人的新世界。


在人的一生中,青年这段过渡时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然而又是生气勃勃的。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这一年龄范围的人占人口大多数,而在工业国,尽管青年占人口总数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是社会各阶层中十分重要并容易识别的一个群体。威胁着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无疑将在许多方面改变我们给青年所下的定义。

最明显也最容易估计到的变化,可能是由于求职不易,自立门户也更难,青年年龄的上限将随之提高。不过,这种现象看来最可能会出现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同时,经济困难加剧,尤其是农村发展教育的经费有限,也可能把在城市中认为属于青年年龄的下限降低。

这份报告接下来列举了青年群体面对的种种挑战与问题。首先是家庭:优先生儿育女,再自立门户?就业难、房租高,加上通货膨胀和经济恶化冲击,年轻人往往过不起独立生活。

其次是学校:教育体制如何与生产劳动相适应?特别是农村青年,现行教育制度不适合乡村社会的需要和原有的价值观念,也不能激发青年从事农业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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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山西大同煤矿运输线上的青年工人,法国摄影师阎雷镜头里“昨天的中国”。

再次是就业:在整个第三世界,连农村课堂上宣扬的也是城市居民的爱好和愿望,引导青年人抛开农村发展的枯燥工作,奔向迷人的城市。他们离乡求职,大批涌向有奔头的地区,成为城市和工厂里告援无门、缺乏安全感的漂泊者,甚至是城市失业大军的后来者。

第四是信息交流、闲暇与文化:青年人日常娱乐生活趋于商品化,特别是在城市背景下,让青年人变得消极被动,扼杀他们的创造性。而这种商品化,只不过是宣传人员单方面地向消费者灌输情趣和态度。在许多国家(不限于发展中国家),灌输给青年的趣味和生活方式乃至行为模式,都完全是外国的,与他们自身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这样一来,青年可能逐渐鄙视本国文化,至少会认为本国社会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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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从美国引进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超人》在广州上映;北京知青安哥下乡云南返城,先进厂打工后当摄影记者,留下了这座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城市“又见西风”的鲜活记忆。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青年面临科学与技术迅速发展的态度。过去,青年人对科学及其应用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在却怀疑它在文化、环境及社会方面产生的影响。很多工业国青年也和第三世界青年一样,反对破坏自然环境,反对威胁本国人民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的所谓“进步”,对浪费大量资源和知识进行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军备竞赛,他们也深感不安。

报告中特别强调,今后十年(自1980年起),随着人类在技术领域继续取得新成就,肯定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包括罗马俱乐部在内的许多研究中心都指出,采用微型电子技术(各种拥有高度计算和生产能力的微型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等),可能在1985年就会造成大量失业。这些新的自动化系统比前几代电子计算机,价格便宜得多,使用也方便得多,既可用于重工业,也可广泛用于各种服务部门,使诸如印刷、教育、公共服务、政府机关、通讯乃至中小型精密产品的批量生产等诸多领域自动化,取代工人的劳动。

该报告预测,在当前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严重的情况下,这一新的技术进步将会挤掉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新机器的诞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以取代繁重的劳动,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空闲时间。但从短期来看,它们却可能导致动荡甚至灾难,特别是那些在经济危机中已陷入贫困和孤立的失业青年,在这场新的自动化工业革命中,或将长期沦为“不能被雇用的人”,即使在经济情况好转时期也是如此。

报告最后警示,应用科学技术时如果不小心谨慎,科学技术会被视为人类尊严和进步的敌人,而不会被看成创造正义、和平与平等的工具。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说对此有了充足准备,而如何适应正在向微电子技术效率(即今天的“智能化”)持续提高、快速过渡的新世界,也是身处“过渡期”的青年一代,迫切需要正视和思考的问题。

(编辑:谭洪安 校对:彭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