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1980年共和党内总统初选之夜百感交集之时，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同行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也没闲着。

施赖贝尔是法国知名新闻记者和作家，《快报》杂志创办人之一。该刊风格仿照白修德所服务的《时代》周刊，创办于1953年，着重调查性报道和新闻分析，是法国影响力最大的时事政治性新闻周刊。

1979年夏天，施赖贝尔与任职德国联邦经济部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卡尔·席勒，以及积极宣传“和平武器”主张的国际律师萨米埃尔·皮扎尔，一起倡议成立巴黎小组。小组主要成员来自欧洲、阿拉伯湾和日本三个地区，成立的背景基于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三十年来，东西方的对抗在世界舞台上占有统治地位。这一对抗浪费了人们的精力，扼杀了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当前存在的紧张局势和威胁，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对抗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二，军备竞赛把消除南北之间不平衡的努力化为乌有，正是南北之间的分裂造成了全面危机。

第三，一个被称为“美国的挑战”的时代，即单一国家在经济和科学领域独占鳌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一些新的“极”出现了，如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日本、东南亚、阿拉伯湾，世界正在多极化。

但这个多极世界是否仍将是一个四分五裂，使用暴力和虚弱疲软的世界呢？它又能否通过发挥人的智慧而把大家的才干都结合起来呢？

1980年3月，该小组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报告认为，世界的每一部分首先感到的是失望和孤立。正如萨米埃尔·皮扎尔在会上发言中所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种超越于争吵、陈词滥调与教条之上的共同语言。

同年夏天，小组成员在海湾地区开会，共同确定了下一步行动方案，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地区同步的一体化发展，而首要关注的重大议题如下：石油危机、南北对话，以及计算机带来的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信息社会。

这次巴黎小组海湾会议，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突然被伊斯兰革命者占领，他们反对长期依附美国的巴列维国王，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遭扣留，“人质危机”爆发，前后持续一年多。原本交好的美伊两国一夜之间剑拔弩张，石油危机与政治动荡、军事冲突叠加交织，波斯湾上空再度烽烟弥漫。

施赖贝尔的《快报》杂志调查报道团队发现，在此紧要关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却好整以暇，把手伸向了世界的另一端——西伯利亚北部。

长久以来，CIA就建立了工业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队伍，它们的活动范围和能力甚至超过了军事情报同僚。CIA听命于白宫，犯过一些战略判断上的错误，名声一落千丈。但没有人干预它对世界各地经济事务的监控。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CIA的间谍们就开始聚焦来自世界上最偏远、最难以涉足的土地之一——俄罗斯乌拉尔河以东秋明地区的情报。

据这一系列情报显示，秋明是一片地广人稀、千里冰封且极为广阔的地区，很少为外界所了解。实际上这是已探明储量仅次于阿拉伯湾的世界第二大石油宝库。专家估计，寒冷、广袤的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相当于美国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等产油大州油、气储量的总和。

正是依靠秋明地区已投产的当时世界最大油田——萨莫季阿尔油田，以及其他几个重要油田，苏联才在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情况下，在1974年一跃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产油大国。截至1979年，苏联的石油日产量为1150万桶，超过了沙特阿拉伯，而当时苏联每天出口300万桶石油，跻身世界最大石油输出国之列。

这样一来，苏联资产的石油既能满足本国工业和军事上的需要，又可以按国际市场价格向东欧国家销售石油，还可以向西方，尤其是向荷兰鹿特丹那样的现货市场供应，以换取进口粮食和工业设备所需的宝贵外汇。

CIA也掌握了来自萨莫季阿尔的敏感消息，那里的石油产量近期开始下降，秋明地区其他油田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情报分析员据此得出结论，这些油井已接近枯竭，其重要原因是苏联人原来可以像中东地区一样，利用油井的自然压力开采，这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经济上也很合算。因此苏联还没有着手在西伯利亚辽阔的土地上开发更多新油田，到1979年底石油产量年增长率已低于4%，而在鼎盛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达到40%。

与此同时，苏联及东欧集团的石油消费量不断增长，增速甚至超过西方。在伊朗局势发生动荡，海湾地区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受影响之际，苏联开始向西欧诸国，特别是相邻的德国提供石油，并在鹿特丹市场上加大销售力度。

CIA依据上述情报起草的报告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最快是20世纪80年代初，情势会发生逆转：苏联将成为石油进口国，整个东方集团的石油进口量也将提高，每天至少需要进口350万桶；如果苏联油田石油产量继续下降，这一数字甚至可能增加到每天450万桶。

为了使美国国会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决定将CIA的秘密报告公布于众，同时借此向西方盟友发出警告：一个令人生畏的新买家将出现在阿拉伯湾的石油市场。这份报告还刻意让人看到另一个威胁：苏联将对海湾国家实行战略包围，以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自身石油需求得到满足。

施赖贝尔指出，上述形势的变化将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以往一样，西方集团面对苏联及东欧集团可以有两种态度：或是利用苏联的危机，并尽可能使其恶化，以削弱苏联政权，甚至使其瘫痪；或是尽量避免把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太僵，而抓住时机发展跟苏联的经济合作。

他认为，这是西方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很久以来一直在讨论的老问题。但鉴于石油问题十分特殊的性质和海湾的战略咽喉地位，这场讨论在1980年前后那段时间，具有更加迫切的意义。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是，华盛顿既不与它的欧洲和日本盟友协商，也不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主要成员国磋商，便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苏联第一号人物勃列日涅夫在最高苏维埃宣布：“如有必要，苏联为维持石油生产，将毫不犹豫求助于外国的钻探和开采技术，以开发新的油井。”几个月后，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服白宫作出了禁止向苏联及东方集团其他各国转移石油技术的决定。

美国的制裁决定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它在此后的若干年内阻碍了苏联开发秋明地区以外，位于北冰洋海底、东西伯利亚海底，以及里海周围已经探明的大油田。

顺便说一句，1980年底罗纳德·里根凭借戏剧性表演最终赢得总统大选，取代吉米·卡特入主白宫，布热津斯基这位“学而优则仕”的哥伦比亚大学战略学教授兼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外交政策教授，唯有“解甲归田”，重拾教职，且笔耕不辍。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及“东欧巨变”后，1993年他发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文本译为《大失控与大混乱》）；到2010年，又推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而早在投身政界之前，1970年他就完成了《两个时代之间：电子技术时代美国的角色》——在当代国际事务领域，这一系列著作都十分引人瞩目。

大西洋彼岸的施赖贝尔则另有一番感受：“20世纪80年代之初，美国人采取了旨在剥夺苏联加强石油生产能力的禁运政策，但这却出人意料地造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后果，即促使苏联加紧对阿拉伯湾及周边区域展开更大力度的活动。”

这位积极发起巴黎小组，力图唤起有识之士与各方力量共同面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极富历史使命感的新闻人，不无遗憾地表示：

“面对这一危险，美国领导人非但没有改变其经济政策，反而在海湾地区加强备战和军事警告行动。这个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恶性循环。”

摇滚巨星约翰·列侬以一首Give Peace A Chance（“给和平一次机会”）唱响全球，但这位无畏的反战斗士不幸于1980年12月8日即将度过四十周岁生日的前一天，在纽约中央公园旁边遇刺身亡，为可望不可即的世界和平献上了一曲悲壮的挽歌。

这样的“恶性循环”马上触发了又一次重大的国际关系危机：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等发起抵制1980年夏天举办的莫斯科奥运会，最终只有80个国家运动员参加，这是自1956年以来参赛国家最少的一届奥运会。

刚刚冲破西方霸权长期孤立和封锁，正跃跃欲试再度向世界敞开大门的新中国，也不得不将首度亮相奥运赛场的日子推迟了四年。

（编辑：谭洪安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