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韩国保险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医院各科室就诊量同期对比分析显示，儿科减少了35%，相反心理健康科则增长了9.9%，且就诊者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

2015年前后韩国也曾流行过中东呼吸综合征，但延续时间较短，对全社会影响不大。此次新冠病毒迅速扩散和疫情长期化，让很多韩国人产生焦虑不安、敏感易怒等不良情绪，有人还特意将其命名为“新冠忧郁”，由此又衍生出一系列新词汇，比如“新冠愤怒”“新冠离婚”等。

去年12月13日，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日人数攀升至千人以上，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关闭餐饮娱乐场所，并严格限制5人以上的聚会。与饱经坎坷的老一辈不同，大多数出生于和平年代，享受着“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带来的较富裕生活条件的韩国青壮年，一下子笼罩在前所未有的恐慌与隔绝之中。事实上，病毒侵害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肌体，还有精神健康。

疫情打乱了韩国上班族原本正常而忙碌的生活，此前脚步匆匆、终日在外奔波者，不得已被关在家中，户外活动受限，正常社交受阻，各自困守一座座封闭的孤岛，难免心情抑郁。现代传媒资讯业发达，每天耳闻目睹都是世界各地“确诊患者增多、病亡人数上升”的坏消息，加上很多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画面，以及各路政客难掩悲观的预期，负面信息过载反而让人们心情更压抑，精神也格外敏感。

有韩国当地的朋友说，近期不少人身体稍微出现异样，就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被感染，又怕转而感染家人，思想负担日渐沉重。即便偶尔外出，他们对周围的人也小心戒备。还有一些人居家隔离期间，迷信各种民间神奇秘方，动不动就四处转发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更为一些琐事跟家人大吵大闹，搞得家里气氛十分紧张。由此看来，“新冠离婚”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韩国官方公布的居民人口统计：截至2020年3月，全国总人口5178万，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人口2597万，超过全国人口的50%；韩国平均人口密度为512人/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八位（首尔的人口密度最高，为 19096人/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国为35人/平方公里。

在外界一般印象中，韩国地狭人多，居民又主要在大城市聚集，居住条件应该不太宽裕。不过有资料显示，近年来首尔的人均居住面积为30.1平方米，接近另一个海岛型国家首都伦敦人均32.4平方米的水平。如此看来，简单地说因疫情长期延续，大人只能居家办公，孩子也要居家上网课，导致韩国普通民众一家子长时间待在有限的空间里，才容易发生口角摩擦，好像也值得商榷。

各国心理健康专家们已纷纷提出“战疫”期间民众疏解情绪的办法，韩国自然也不例外。在笔者看来，这些建议固然很有道理，但未必能立竿见影：当前韩国民众主要忧虑的还是生计问题，特别是中下层民众。

其他国家的人通过新闻报道和风行一时的韩剧，往往对财阀在韩国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印象深刻。但韩国其实是所谓“9988”社会，即全部企业的99%是中小企业，88%的员工都是在中小企业里工作。

在漫长的疫情期间，这些中小企业就像被裹挟在风浪里的小船一样，格外脆弱。昔日首尔最繁华的街道，如南大门市场、明洞、新村一带，过去一年来很多店铺都门可罗雀，商家不是挂牌严格限制客流量，缩短营业时间，就是干脆响应政府号召，纷纷关门暂时歇业。

韩国小工商业者联合会近期所作的“小工商业产业现状调查”显示，2020年全年停业的小工商业者，10家中有7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致，生意惨淡的同时还要继续缴纳高昂的租金、税费，让店主们叫苦不迭。

2021年1月26日，韩国银行公布2020年国内经济增长率为-1.0%，这是时隔12年后韩国首次出现经济负增长。韩国是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萎缩，韩国对外出口大受冲击，同比下降了2.5%，这也是11年来首次出口负增长，可见疫情对韩国经济打击之沉重。

据官方统计，2020年由于店铺关门、业主解雇等原因，韩国全国失业者总数首次突破200万人，这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高峰期该国的失业人口总数还要高出30万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餐饮住宿行业，失业人数最多，达27.4万人，占全部失业人口的12.5%。

韩国统计厅近期调查显示，2020年国内“无雇员”的自营业主为21万人，“有雇员”的则仅为4万人，工作岗位的迅速缩减，让原本就相当棘手的青年就业难问题雪上加霜。正急于找到合适工作的大量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为此操碎了心的家长们首当其冲。他们担心，旷日持久的疫情让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常态，如果长时间待业，年岁渐长，今后也很难在僧多粥少的人才市场上拥有足够竞争力。

2020年12月，韩国职业高中毕业生劳动联合会在青瓦台前示威，敦促社会各界共同解决疫情导致的20岁青年失业问题。

这一代韩国年轻人中，有些虽然不乏谋生能力，但苦于没有求职门路，干脆放弃了就业，这正渐渐成为韩国的一种社会现象。很多年轻人表示，对个人事业前途丧失希望，对把握个人命运感到无力，这是他们内心焦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身处当下的非常时期，部分韩国青年求职受挫，上升通道不畅，深深失望之余，会不可遏制地产生“新冠愤怒”，有韩国学者担心，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引发年青世代表现出对外国人劳动者及少数族裔群体的憎恶。

韩国科学技术教育大学教授琴载浩（音译）认为：“这群青年人很可能成为下一个‘失去的一代’，他们如果长期无法就业，终生的劳动收入都会很低，这会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他担心“青年们很容易成为一种对社会不满的群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小说《鼠疫》中有这样一句话：“感染了鼠疫是疲惫的，但为了不感染鼠疫而拼死挣扎，更令人疲惫。”仅从人口比例上说，无论在韩国还是在世界各地，到目前为止不幸感染确诊者还是相对的少数，但“新冠忧郁”笼罩的则是更大的人群，特别是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比如那些迷惘的韩国年青人。

衷心祝愿他们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为明天的锦绣前程奋起努力，不会变成“失去的一代”。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韩国语系讲师，北京大学博士，《命运——文在寅自传》中文版译者。

（编辑：谭洪安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