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4月5日，一份特殊的朝廷文件用快马送往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朝廷要求各省官员们，务必要对这三份文件认真研究，尽快回复，“共体时艰, 勿泥成见”。
　　这三份文件，都出自英国人：
　　大清国的洋干部、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撰写的《局外旁观论》；
　　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著名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撰写的《新议略论》；
　　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为提交《新议略论》而发出的一份外交照会。
　　这三份文件主题鲜明：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划圈圈。英国人尖锐地分析了大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后，督促大清政府加大改革力度，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
　　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掺杂着捍卫主权和面子，席卷大清国的高级干部。

绵羊为何作乱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其实在半年前就提交了（1865年11月6日）。1865年8月份，海关总税务司刚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正式侧身于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的行列。
　　这篇约4000字的建议书，是赫德以客卿的身份第一次向大清政府提交完整的建议，因此自称为“局外旁观”，以图达到“旁观者清”的效果。因为旁观，所以不必在乎大清官场的潜规则，话可以说透，甚至说绝。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赫德的指控包括：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律例本极允当，而用法多属因循。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
　　官员腐败——“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
　　官场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干部人事制度务虚不务实——“俸满即应升调，于地方公事，未及深究，胥吏反得久踞衙署以售其奸。年满更换之说，尽属虚语”；
　　干部队伍彻底糜烂——“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
　　军队也被腐败侵蚀，毫无战斗力——“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平日挑抬营生，未经训练，一旦令其战阵，实驱市人而使斗；以刀矛为耒耝。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祗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全家自尽请恤矣”；
　　军队甚至扰民——“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入告邀功矣”；
　　知识分子毫不关心民瘼——“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甚至认为：“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在晚清西方人的观察中，几乎都认为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管制的百姓，但就是这些要求极低、仅得温饱即会热泪盈眶地歌颂伟大政权的“绵羊”，却不断地爆发群体性事件，乃至公然扯旗放炮。赫德这一指责，几乎一笔抹黑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他认为，中国必须与世界融合，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如不实行革新，则“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他提出中国应该信守条约，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并且应与列强互派外交官，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建设合资企业。

稳定压倒一切

赫德毕竟是客卿，毕竟是高薪聘请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锐的建议书，恭亲王只得暂时压着，不能报给中央，“未敢上渎宸聪”。但恭亲王对他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表扬：“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恭亲王此举，被后世不少人解释为大清中央对改革缺乏诚信，或解释为大清中央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猖狂进攻十分不满。而其时，恭亲王刚刚因规劝同治皇帝减少娱乐活动，多关注本职工作，而被这位轻狂的少年天子下诏“双开”，经两宫太后亲自干预才罢休。这对于自信“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恭亲王，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他绝对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转奏一个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利用老外们的“危言”，令中央“耸听”，从而得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个机会迅速到来。1866年3月5日，刚“进京三月有余”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要求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交改革建议。这份改革建议以威妥玛个人身份所写，字里行间威妥玛都谦称自己为“弟”，但却通过官方的正式管道递交，阿礼国为此还发出了外交照会。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安排，内中大有乾坤。
　　在这份名为《新议略论》的建议中，威妥玛提出了与赫德的《局外旁观论》相似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缓不济急”，如果中国无法“借法自强，改革振兴”，那必然将招致列强更大的干预。
　　赫德在他的建议中，只提出违约启衅将引发中外冲突，威妥玛则干脆指出，中国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本身，就足以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因中外诸务较之从前颇为胶漆之至，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 “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见必受险，难免于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各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比赫德更为直接而且透彻的是，威妥玛认为“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的关键，在于大清政府对内政的控制能力，西方本来并不想干预中国，但如果中国内政改革再不展开，则情况就难以乐观。

地方激烈反弹

收到了英国的正式照会，恭亲王只能向中央汇报，并将威妥玛与赫德的两份建议同时提交。报告中，恭亲王指责这两份建议“措词激切”、“恫词挟持”，“窥其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这等于是否定了这两份建议的任何正面意义，而日后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亲王的口气，将这两份文件看做是“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是，恭亲王建议中央，将这两份充满敏感词的文件，下发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抚们 “供批判用”，令这两份文件的“流毒”大大扩大。
　　恭亲王确定的讨论主题，为“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吊诡的是，各省的表态一亮相，分成了壁垒清晰的两个阵营：几乎所有的满族干部，都认为这两份报告是列强“求媚于中国”的表现，对此不必抱持敌对心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借法自强”，认为英国人“所言类多要求，其所论不无可采”；湖广总督官文则认为，两份建议“若其论中国政事之得失，虽辞多谬妄，而深切事机之处，亦复不少，中外臣工自当随事随时，力图整饬”，对西方“不必处处疑其挟诈怀私”，而可以“推诚相与”……
　　而几乎所有的汉族干部，包括那些在改革第一线的实践者，都对这两份“危词恫吓”、“傲慢之谈”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左宗棠痛骂赫德与威妥玛，甚至认为英国根本不值得效仿，他举例说连英国产的来复枪都比不上广东土产的无壳抬枪；
　　刘坤一认为绝对不能派遣外交官，以免被敌对势力“挟以为质”，铁路、电报也不可行，至于铸钱、造船、军火、练兵等，可以“斟酌仿行”；
　　翁同龢则在日记中将这两份建议书记载为“英夷又屡有要挟”，而北京知识界“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
　　曾国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说：“闻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论略者，呈辨寻衅，咄咄逼人”。继而，在提交给中央的心得体会中，认为大清应该谢绝这种“劝告”，“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这等于是要中央向威妥玛、赫德等发出“反威胁”。
　　在这次小范围、高规格的大讨论中，呈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真正在第一线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汉臣们，却在言辞上激烈批评这两份改革的建议书，高调地强调自己对传统和中央的认可；而那些对两份建议主张宽容接纳的满臣们，则多数并非改革的先行者。从日后的历史走势来看，汉臣们对两份建议的“批判”，更多地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这与之后改革过程中，中央的所谓“保守派”往往以汉人居多，言辞也较满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本就错综复杂，而汉臣们因为血统的关系，还担心被扣上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对现政权”的帽子，不得不言行分裂，旗帜被高高举向左边，脚步却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右边。这种体制内改革者的无奈，却往往难以被时人及后人谅解。

一台“双簧”？

洋人们并没看错的一点是：大清国的最大隐忧，的确是中央权威的沦丧和政权的失控。利用威妥玛和赫德的两份建议，组织地方督抚大讨论，也是恭亲王“以夷制藩”的手法：强化危机感，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在救亡图存的名义下，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建设，确切地说，要争取将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贯彻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大清国，胜利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面是列强要求在刚刚收复的南方加快落实各项条约，另一面是长达十年的内战所造成的地方诸侯实际割据（参阅本专栏5月31日《蝴蝶飞飞曾国藩》及6月14日《号令不出中南海》）。在大清国的政治棋盘上，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诸侯已经取代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列强、中央与地方的新的三角关系，“强枝弱干”成为中央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些手握重兵的诸侯们，并非没有乘时而起、黄袍加身的机会与诱惑。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进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全力支持下，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贬官十年的徐继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他那曾经被冷冻的旧作《瀛寰志略》，也获得公费印刷出版，成为省部级官员的学习资料，美国总统还专门给徐继畲送来了国礼（参阅本专栏3月22日《华盛顿的定情礼物》）。
　　地方诸侯们却挟胜利之威，和传统的天下观，对于中央业已确定的对外条约体系，实行抗拒和抵制，这实际上威胁到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赫德与威妥玛建议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如广东潮州拒绝洋人进城、贵州教案等，都不仅是“对抗列强”的“爱国”表现，也是“对抗中央”的“离心”表现。
　　“削藩”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清中央与列强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当英国公使提交照会后，恭亲王立即心照不宣地、大张旗鼓地强化了这两份建议背后的英国官方色彩，拉响了警报，从而得以在“批判”的外衣下，借英国人“制造”的危机感，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改革大讨论和动员。
　　尽管被挂上了“批判”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声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喧天的锣鼓声中，赫德和威妥玛高唱的，究竟是谁家的主旋律呢？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