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爆发之初，抓捕对象仅康有为、康广仁兄弟二人。后因袁世凯告密，“围园杀后”的阴谋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导致政变加剧，抓捕名单扩大，补上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七人。其中后五人，加上三天前被捕的康广仁，构成了喋血于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与他们一同落网的前两位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与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最终命运如何呢？

先说徐致靖。戊戌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个说法叫戊戌七君子。第七位君子，即徐致靖。有人甚至把他排在第一位，因为不管论年龄、辈分，还是官职、资历，徐致靖都在六君子之上：他生于1844年，六君子中年纪最大的杨深秀，生于1849年；他与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同辈，谭嗣同在他面前常自称“小侄”；他曾署理礼部右侍郎，堂堂二品大员，谭嗣同、杨锐等人则是四品官……

不过，徐致靖在戊戌变法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似也不必高估。一些人推许其为“精神领袖”，只怕空有精神，难言领袖。他是典型的士大夫，少受庭训，“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这是其外孙许姬传的记载，请注意措辞，对于洋务等，只是“留心”而已，对于经学、史学，则可言“治”——学问好之外，他还擅中医，通昆曲，论干才，却不见长。后来李鸿章为他求情，称他是书呆子，大体属实。照此说来，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应与翁同龢同道，至多是改革派中的渐进派，怎么和激进的康有为混到一起呢？对此，康有为自编年谱有一段记载：“……徐君（徐致靖）廉静寡欲，无意仕宦，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出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原来他们一度是邻居。当然这只是表层因素，深层因素则在徐致靖的儿子徐仁铸、徐仁镜，侄子徐仁录等，他们都是新派人物，尤其徐仁铸，曾官居湖南学政，堪称湖南新政的领袖和中坚，此人极具才干，连李鸿章都对他青眼相待，他到李鸿章寄居的贤良寺去吃饭，可以排闼直入，不用通报。徐致靖的政见，受子侄熏染、裹挟，应是重因。

试举一例。政变之后，徐致靖被羁押于刑部监狱，徐仁铸上折代父陈情，其中云：“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为了帮徐致靖脱罪，这番话遮遮掩掩、虚虚实实，如“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一句，前半真实，后半虚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历1898年6月13日）徐致靖上《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委任折》，推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五人，本是康有为草拟，可见二人交情，岂会素不相知；不过黄遵宪、谭嗣同榜上有名，也许正出自徐仁铸的“妄听轻举”。

鉴于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亲密关系，被捕之时，徐致靖及其家人都以为必死，立即准备棺材。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六君子处斩，徐家人曾抬棺到菜市口刑场等候，不料白等一场。这背后，则是李鸿章在发力。原来徐致靖的父亲徐家杰，与李鸿章乃是同年，光绪二十七年（1847年）二人一同参加会试，李鸿章因害疟疾不能把草稿誊清，徐家杰曾代为抄写，最终助李鸿章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有此一节故事，一向重情义的李鸿章对徐家杰的后人如徐致靖、徐仁铸等自然关照备至，当他听说徐致靖被捕的消息，便找荣禄说情，称徐致靖“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次日荣禄原话照搬，还举出一项有力证据：戊戌变法三个月间，光绪并未召见过徐致靖。慈禧令太监查档案，果然如此，于是徐致靖捡了一条命，从死刑改为永远监禁。

说罢徐致靖之生，再说张荫桓之死。张荫桓是广东南海人，与康有为同乡，不过二人关系远非老乡那么简单。按流行的说法，向光绪皇帝大力举荐康有为的乃是翁同龢，实则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故意摆布的迷魂阵，真正的幕后推手则是张荫桓。祁景颐谈到张荫桓与当时朝局，有言：“侍郎（张荫桓）翕热功名，又恃两宫俱有援系，于德宗（光绪）召见时，私有所陈，兼进新学书籍，如康南海之进身，外传翁文恭（翁同龢）所保，其实由于侍郎密奏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亦云：“以予所知，康南海（康有为）之得进于德宗，实樵野（张荫桓）所密荐，常熟（翁同龢）诇知德宗意，始具折保康。”1943年3月，《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刊登了何炳棣《张荫桓事迹》一文，不仅确证张荫桓举荐康有为，还称其为“变法之领袖”，“非荫桓之先启沃君心，则维新之论不能遽入，非荫桓之为有为先容，则变法之计不能骤行。”

张荫桓为什么要举荐康有为呢？此中要素，一是思想，二是权力，所谓同乡之情，反成小节。论思想，张荫桓可谓当时朝中最开明的人之一，甚至排在李鸿章前面，李鸿章不懂英语，对西方政治也是一知半解，这两点则为久历外洋的张荫桓所擅长，从外国人誉其为“目下北京唯一懂得洋务的政治家”，可见一斑。何炳棣《张荫桓事迹》称他“幼讲洋务，长究经济，其后历任要职，出使三洲，目睹世界大势，身经旷古变局，因感中国非彻底革新，无以图存”，“彻底革新”云云，与激进的康有为一拍即合。

再说权力。张荫桓的仕途，大抵称得上平步青云，五十余岁便官居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一身兼任财政、外交，极得光绪宠信，“是时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王照语）。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不是军机大臣而权过军机大臣，显然是官场大忌。加之他为人负才任气，锋芒毕露，常令同僚难堪，连一向倚重他的李鸿章、翁同龢，都对他时有不满。因此他虽处在权力之巅，却也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为了巩固权力，则需培植自己的势力，同时取悦、引导皇帝，举荐康有为给光绪，正是其中一招。

茅海建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慈禧最恨两个人：一是康有为，二是张荫桓，必欲除之而后快。张荫桓获罪，主因还是举荐康有为——有一说法称他不肯送礼而得罪了李莲英，这既误解了李莲英，同时小觑了张荫桓的心计与宦术——这二人的亲近关系，在当时并非秘密。如文悌弹劾康有为，称康有为常在深夜到张荫桓家投宿，“盖户部侍郎张荫桓与康有为同县同乡，交深情密”；后来贻谷弹劾张荫桓，亦云康有为夜宿张荫桓家，称二人“无异家人父子”，“数月以来种种悖迹，张荫桓实与康有为同恶相济”。基于此，八月初九的抓捕名单，张荫桓排名第一。

好在张荫桓与列强关系甚深，英国人看重人，日本人喜欢他，听说他被捕，两国公使一致出手，即刻营救，不仅把他从虎口捞出来，还摘去了“康党”的帽子，“著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不过，老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又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庚子年义和团之乱爆发，慈禧向列强宣战，不必再顾及洋大人的脸面，一贯记仇的她翻出旧账，下令把远在西域的张荫桓处死。算起来，他也只多活了两年。

这两年的代价，则使他不能与戊戌六君子齐名，“身没名隐，勋业随以埋没”。假如他死在戊戌年，那则不是戊戌六君子，而是七君子——相比徐致靖，他更当之无愧。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