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戊戌变法，首先涉及人与派系的问题，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派系，哪怕无比厌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派系政治，却不得不承认这一残酷事实。

   话说戊戌年的政治派系，一是帝党（光绪皇帝一党）与后党（慈禧太后一党），二是守旧派（顽固派）、维新派（改革派）与革命派——当时革命势力尚属星星之火，虽然微不足道，却属“预流”（预知了时代潮流），不可轻忽。

   这是最流行的两种分法，前者的轴心是人，后者的轴心是观念和策略。

   因人成派，最是常见。不过问题恰也出在人身上。拿帝党与后党来说：一来要注意，这里的“党”，不同于现代的政党，并无组织、纲领、纪律等可言，只是一个散漫的团体，甚至连团体的雏形都不具备，如帝党领袖翁同龢，以君子自命，怀抱“君子不党”的古训，要他拉帮结派，实属强人所难；二来，戊戌政变之前，光绪与慈禧的矛盾，不像后世描绘、想象的那么严重，二人有时恰是一体，不宜分作对立两派；三来，帝党与后党的二元划分，难免褊狭，万千朝臣，主动站队的其实极少，大概只有翁同龢、张荫桓、刚毅、荣禄等寥寥数人，更多人既非帝党，亦非后党，抑或周旋于两党之间，怎么定位，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遑论外人与后人。

   由此可见帝党与后党之分的缺陷所在。

   那么以观念区分，会不会明晰一些呢？问题同样存在。

   有人对守旧与维新毫无主见，不知该怎么站队；有人游移于新旧之交，朝三暮四，首鼠两端；最要命的是，戊戌年这三派之维新派，容纳了渐进与激进两种政治路线，这两路人物，未必是兄弟或同志，有时反而如不共戴天的冤家，彼此之仇视，甚至超过对守旧派。如此一来，这一顶维新派的大帽子，扣在瘦骨伶仃的历史细节头上，只怕不大合用。

   再不合用，却也不得不用。我设想的补救之道，则在引入政治思潮，对派系进行细化。戊戌年的政治思潮，大致可归结为三种：守旧、缓进与急进。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缓进不妨叫渐进，急进不妨叫激进。维新派内，有渐进，有激进，革命派则属激进。故此，激进者如康有为、谭嗣同等，单论派系，不免模糊，只能说徘徊于改革与革命之间；结合思潮，立即了然。

   而且，以思潮为视角，更易观察晚清政治格局与实力消长。假如数人头的话，戊戌年实力最强的一派，无疑是守旧派。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开放上书权，允许官民自由上书。八月初五日（9月20日），教习知县广西举人李文诏上书云：“臣窃观中外大臣，大约主守旧者，十之七八。而一二新进，德望又不足以服众，而欲辅我皇上维新之治，不可得矣……”（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280页），官员如此，百姓更甚，倘把官民都算上，守旧者估计高达十之八九。这一比例，两年后得到确实印证。据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当时对待义和团，“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之八，不信者十之二。”所谓信者几乎都可划入守旧派之列。

   关于守旧派在朝中势力之大，试举两例。

   一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1898年9月2日），盛宣怀致电张之洞云：“濒行在仲相前密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人，务需联络一气。仲相深然之……”仲相指荣禄（字仲华），自强指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自强”，后期口号“求富”）。盛宣怀说“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人”，可知大多人都不支持洋务运动，反对洋务，正是守旧派最鲜明的标志。

   “盈廷皆守旧”不仅令盛宣怀等警觉，也是光绪最苦恼的事情，甚至没有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1898年7月27日），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谈及他觐见光绪的情形：“弟四月廿八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从“旧党”到“新学”这四句，可知守旧派所制造的种种阻力。

   守旧派有哪些代表人物呢？以往我们惯于把慈禧视作守旧派领袖，实在是误会。荣禄亦然，他是后党不假，然而其人一来“颇有世界眼光”（祁景颐语），二来以通达或圆滑著称，政治态度有些漂移，却谈不上守旧，据考，他曾上折建言军队改革，反而算得上维新派。相反，一向被视为维新派领袖的翁同龢，其精神底色则是标准的守旧派。再如朝中大佬刚毅、徐桐等，皆以守旧著称，他们的守旧，破坏戊戌变法，只是牛刀小试，两年后作为义和团运动的政治推手，所酿制的祸端，无疑更为激烈。

   还有一位守旧派大佬值得一提。此人名叫谭继洵，其子即谭嗣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翁同龢初见谭嗣同，写日记云：“谭嗣同，号复生，江苏府班，敬甫同年继洵子。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中桀傲者也。”敬甫同年继洵，即谭继洵，字子实，号敬甫。翌年三月，翁同龢见到谭继洵，不由想起谭嗣同，遂作比照：“谭敬甫中丞来，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从前不知，而有此子何也？”其实翁同龢也是谨小慎微的礼法之士，所以才会觉得谭嗣同高视阔步，狂放不羁。

   当然他的观感没有问题，谭继洵拘谨，谭嗣同桀傲，父子大异其趣，这在认识他们的人眼里，可谓共识。叶瀚曾致信汪康年，称谭嗣同“天分极高，热力亦足”，感慨“……敬老（谭继洵）何人，而生此宁馨，可见体质传于父母之说，亦未尽是”。龙绂瑞《武溪杂忆录》云：“谭敬甫丈老成拘谨，君（谭嗣同）则发扬蹈厉，不守绳墨，故父子颇异趣。”

   除了性情，谭氏父子的政见同样大异其趣。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激进一系，甚至可归入革命派；谭继洵则是著名的守旧派，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1898年9月12日），杨深秀上《新旧人员宜慎重选用折》，其中给谭继洵的评语是“守旧迂拘，虽人尚无他，要非能奉行新政者”（此折由康有为起草，这般措辞，想必还是顾及到谭嗣同面子）。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曾谈及这对父子的政治冲突：“其父继洵，方湖北巡抚，年七十矣，知嗣同必以躁进贾祸，一月三致书，促之归省，嗣同报父书，言老夫昏髦，不足与谋天下事。闻者无不怪骇。”

   谭嗣同少时与父亲关系冷淡，成人之后逐渐好转，纵然政见歧异，还不至于在信中批评父亲昏聩——除非败局将至，伪装与父亲决裂，以为保全（谭嗣同宁死不逃，原因之一，即为保护父亲，如刘蔚庐诗云：“谭生意气横天下，不忍逋逃累老亲”，被捕之前，他曾特地伪造谭继洵痛斥他大逆不道的书信）。不管哪一种可能，可确信的事实则是，这对父子分属两派，政见判若水火。

   此时谭继洵官居湖北巡抚，顶头上司即湖广总督张之洞。胡思敬《国闻备乘》第一条写“同城督抚不和”，曾以张之洞与谭继洵之争为例（湖广总督分管湖南湖北，总督府设在武昌，与湖北巡抚同城）。他们的争执，同处一城其实只是小节，根本原因还是政见不合，一者维新，一者守旧，前者上折力主改革，后者极少附和（“每之洞约联衔条陈新政，皆谢不敏”），因此常有龃龉。

   谭继洵守旧所导致的政治效应，正应了那句老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戊戌变法期间，守旧自是祸端，不得上司欢心，险遭中央罢斥；待变法失败，则成荣耀或福音。谭嗣同筹划围园杀后，依大清律，属谋反，位居十恶之首，当诛九族。结果谭继洵只落得革职回籍，交地方官管束，其家族毫发无损。如此从轻发落，其守旧的盛名，未尝不是一个被慈禧纳入政治考量的因素。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