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前面屡屡提到张之洞，现在专门来说说他。他一直浮现于我们的视野而未被重点对待，最大原因在于，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戊戌变法的局外人。戊戌变法的中心在北京，他则远在武昌——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打断，袁世凯不也不在北京吗，怎么被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如你所见，袁世凯的练兵地小站，位于天津东南，到北京相当便捷，而且变法晚期，他的北京之行，对政局大有影响。这一比可知，地理因素虽非根本，却与政局息息相关。由于地理限制，千里以外的张之洞之于戊戌变法，只能在边缘徘徊，而无从进入核心，由此他得到什么与失去什么，国家得到什么与失去什么，如何考量，则成难题。

事实上，戊戌年的张之洞，本有机会进入核心。这一年闰三月初三日（1898年4月23日），朝廷下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这背后，有两股势力在活动，一是后来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杨锐和刘光第，他们运作张之洞进京，希望由其领导变法，整顿国事，此中虽有私意（此二人皆属张之洞一系），大体则是公心；二是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的徐桐，作为守旧派领袖，引荐维新派的张之洞，则为对付政敌翁同龢和张荫桓，这里面私心的成分无疑更重。当这两派一拍即合，遂有奏请，最后由慈禧拍板，其用意则在平衡政局，不让翁同龢一派坐大——这是她一贯的权术。

对于杨锐等人的动作，张之洞事先并不知情，故而奉旨之后，一头雾水，满腹犹疑，以多事、多病为由试探、拖延，惹得光绪大发脾气。在此我们要介绍一下张之洞的行事风格，若用一字来总结，可谓巧，其欠缺，一是勇，二是恒。基于此，遇到难事，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推宕。湖南巡抚陈宝箴既是他的下属，也是老友，对其性情心知肚明，听闻旨意，立即发电，有“妄谓今日事势，必须用一拼字”等语，对症下药，以为激励。不过张之洞依旧沉吟不决，坐失良机。当然他也有光明正大的理由：“……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惟有听其自然。在外所办虽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

张之洞入京一事，因闰三月十九日（5月9日）爆发的湖北沙市事件而中止（背后应出自翁同龢的阻挠）。后人将此视为戊戌年的一大转折点。按他们设想，张之洞进京，必入军机处，必可领导变法，康有为一派必遭冷落，历史走向必将改写。如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所述：

……如果张之洞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很可能成为此期朝政的纲领；而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敌视，将会全力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他对“迂谬”理念的反感，也将会全力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若是如此，清朝的历史之中是否就会没有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没有义和团和庚子事变，而提前进行清末新政？

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但是，假设之为假设，而未化作现实，自有它的原因在。这些原因，往往注定了未来的成败。拿张之洞来说，他的性情与才具之局限，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破局的人物。破局需要勇悍，而非取巧，需要大刀阔斧，而非谨小慎微，需要知难而上，而非知难而退。不幸张之洞偏偏是后者。不消说比拟李鸿章，哪怕他能像陈宝箴那样富于血性，勇于任事，奉旨即北上，怎会受阻于沙市事件——从朝廷下旨到沙市事件爆发，足足有半月时间，却因张之洞的迁延而白白浪费——而且沙市事件解决之后，他依然有机会进京，如陈宝箴劝他“……完结后，似可即奏报起程，以慰人望”“沙事竣后，似亦应据实复奏，若钧从入京，必于大局有益”，然而他早已打起了退堂鼓。说白了，他不是不能进京，而是不想进京。这个“不想”，正应了刘坤一对他的评价：见小事勇，见大事怯。

这不是说张之洞不能担当大事，而是指他应对大事的态度，过于审慎，以至保守、怯懦。鉴于此，他不曾遵旨进京，就其个人而言，实际上是一种保全。因为以他的“见大事怯”，倘若入京辅政，夹在强悍的守旧派与疯狂的激进派之间，其对策必然是明哲保身，其局面必然是左支右绌。茅海建预期他一手“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一手“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独树一帜，支撑危局，可能性只怕微乎其微。更可能发生的情形则是，他被这两派左右夹击，两头受气，无所作为；如果面临左右之间的生死抉择，他应该会倒向守旧派。

茅海建显然高估了张之洞，譬如在其早期著作当中盛赞张之洞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尽管不是最优秀）与最具远见的政治家（尽管不是最具实力）。这些都是泛泛而谈，难以落到实处。大体而言，以张之洞的性情与才具，只有主持一隅的能力，让他领导全局，不免强人所难。他在戊戌年的进退，恰可见历史之神的公正。彼时维新派中渐进一系，唯一有能力领导戊戌变法的人，应是李鸿章。可惜甲午一战，李鸿章威信扫地，身败名裂，若想出头，首先舆论不会通过（如强学会成立，李鸿章捐款三千金，被直接拒绝），其次光绪不会同意（若无慈禧袒护，光绪对李鸿章的惩处无疑更狠辣），所以这也是一个伪问题。

既然说到张之洞，说到维新派中渐进一系，不妨深究一个问题：戊戌变法何以失败。早在百年之前，便有一种论调，称康有为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导致变法惨败，“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严复语）。这一观点在1990年代，被上升到“亡于激进”的政治高度。由此衍生了与张之洞有关的那个假设：假如不是由激进派，而由渐进派领导戊戌变法，结局如何？

渐进与激进之争的确是戊戌变法期间的一大议题，然而并非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元素。变法之失败，首先在时势，如茅海建所云，“戊戌变法的动力不在于内而在于外”，外患即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了变法，就内部而言，改革尚未成为共识，遑论大势——要等到两年后，经义和团运动一劫，执政者才觉悟到，当务之急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么改革；其次在力量，戊戌年大清朝野的最大派系乃是守旧派，维新派——包括渐进与激进——势孤力薄，暂未形成利益集团，哪怕拉上革命派合作，都不是守旧派的对手，一旦图穷匕见，拔刀相向，强弱分明，必败无疑；最后才是人与方法的问题，康有为们可比庸医，所推行的“大变、全变、骤变”可比虎狼方，不过，在前两个因素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纵使换作“老成硕望”如张之洞来主持变法，用渐进思路替代激进思路，结果也是败局，照样难救大清，差别在于，可能不会有戊戌政变，不会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悲剧。

这么说是不是过于武断呢？试看大清最后十年的改革，其领导者正是张之洞等渐进派。改革纲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出自张之洞和刘坤一之手，改革中期张之洞终于进京，入主军机处，登上政治前台，然而结局如何呢？那些假设由张之洞来领导戊戌变法的人，当可在此找到答案。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