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唯独梁启超认为这是一场成功的政治运动。以其滔滔雄辩，自有一番煌煌说辞：“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其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挫跌一无所存。为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今者反动之反动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南海康先生传》）

梁启超所描绘的历史进程，属于典型的“线性史观”：历史起源于原动力，原动力生反动力，反动力再生反动力，这些力量相互作用，推动历史一往无前。这一史观显然过于强硬而单调，因为历史进程从来不曾呈现为一条直线，而且原动力与反动力之间未必水火不容、泾渭分明，它们更可能以一种合力的关系，推进或阻碍历史。拿戊戌变法与随后的义和团运动——即梁启超所言“团匪之祸”来说：戊戌变法由维新派中激进一系所主导，义和团运动由守旧派所主导，两者恰好相反，称一者为原动力，一者为反动力，并无问题；不过，戊戌变法是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义和团运动亦然，从激进主义的政治谱系上讲，两者大体一致，谈不上孰正孰反。依照前者，它们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建构历史，依照后者，它们则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建构历史。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的历史观，容易导向一个误区：视戊戌变法为原动力，义和团运动为反动力，一正一反，则使一些人误以为，这二者存在因果关系。事实上，它们只是先后关系。况且这一先后，并非前后脚，而隔了近两年，时段越长，变数越大，此间有许多偶然因素，譬如荣禄之病、赵舒翘之盘算等，都足以改写历史走向。说白了，哪怕我们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放到一条线上，却万万不可尝试从一者推导出另一者。须知线性史观的一大毒害，即把时间扭曲为逻辑。

再看梁启超这段话，目的非常明确：为戊戌变法辩护。怎么辩护呢，怎么从一败涂地之中发掘成功的光芒？只能着眼于未来：义和团运动是戊戌变法的反动力，“今者反动之反动力又起矣”，所谓“反动之反动力”，便是庚子新政——梁启超写作《南海康先生传》之时，正值新政开幕，他隐约嗅到了“中国革新之机”卷土重来的政治气息，这一革新之机，正由戊戌变法所开启。这么一来，戊戌变法与庚子新政拉上了关系，当后者继承前者的遗产，足以论证前者的成功。对此，不得不叹服梁启超的先见之明，后世正有一种论调，判定庚子新政是戊戌变法的延伸与深化。

由此来说戊戌变法的遗产。按梁启超的讲法，戊戌变法之可贵，不在形式，而在精神。“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这调子飙得太高，未免大而无当。照我理解，戊戌变法的精神，即开启了“革新之机”，可归结为改革精神。此前虽有改革，只是小修小补，不比戊戌变法，堪称大吹大打，固然一无所成，却有破冰之势，此后再来改革，阻力自然小多了。当然称庚子新政继承了戊戌变法的衣钵，只怕有待商榷，同为改革，两者的纲领和路径大不相同，一者激进，一者渐进，一者空泛，一者实干。

庚子新政的结局，则可反过来证伪一个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假设：假如慈禧放手任由光绪变法，抑或袁世凯听从康有为、谭嗣同的建议而发动兵谏，大清会不会起死回生？我的答案是：肯定不会。因为无论戊戌变法还是庚子新政，最终都不得不直面改革的最大困境：改革者如何处理与既得利益者的关系，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如何处理与改革的关系。晚清这两场改革，皆折在既得利益者——前者表现为守旧派，后者表现为权贵——手里，所以不管怎么改，都救不了大清。就此而言，戊戌变法最正面、最契合历史大势的遗产，其实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我们谈论谭嗣同的时候，屡屡提及这一点：戊戌变法之败与谭嗣同之死，使一些国人意识到，改革救国，此路不通！

倘若换一套概念，抛开改革与革命，以渐进与激进而论，如此前所云，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所主宰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正是戊戌变法。梁启超有言：“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唯有从激进主义这一点上讲，发生在二十世纪前夜的戊戌变法，才能纳入二十世纪新中国史，才能称得上“开宗明义”：它所开出的激进方案，以应对救亡难题，此后近百年，一直占据主流，甚至号称标准答案。不过，如果把激进主义的崛起视作戊戌变法的遗产，有些人必定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激进不是药，而是毒——“是药三分毒”。

说罢精神，再说形式。戊戌政变爆发之后，与变法相关的种种政令陆续被废止，不过还是保留了一样东西：京师大学堂。这被后世称作“仅存硕果”“奇迹”等。1912年10月底，结束了长达十四年流亡生涯的梁启超受邀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即其前身——演讲，马相伯校长致欢迎词，称“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所以说这是戊戌变法所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只是，京师大学堂筹办期间，曾有纷争，一方是孙家鼐，属于维新派渐进一系，一方是康有为、梁启超，属于维新派激进一系，这场维新派的内斗，以前者胜利而告一段落，基于此，梁启超对于马相伯的称赞，只能老实声明：“谓鄙人为创设大学校之发动人，则不敢当。”而且，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戊戌年底，彷徨于政变的愁云惨雾之下，连孙家鼐的渐进路线都无以为继。

话说戊戌变法还有一项人事遗产，那就是袁世凯。试看他的升官图：变法之前，任正三品直隶按察使；变法末期，被提拔为正二品侍郎候补；政变之后，曾护理直隶总督，虽仅三天，却可视为一种信任和荣耀；果不其然，一年过后，升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从此独当一面。是以论戊戌变法的受益者，袁世凯必是其一，而且极有可能是最大一个。他固然背上了告密的罪名，被康有为一派痛斥为慈禧的忠犬，然而在十余年后，恰是这条爱新觉罗家的走狗，把爱新觉罗家的政权送进了坟墓。就此来说，袁世凯可谓戊戌变法最具杀伤力的遗产。

最后还想说说梁启超，作为当事人，纠结于戊戌之役的成与败，其情可悯，其言可哀。不过窃以为，承认并直面戊戌变法的失败，应该是一种更合理的选择。历史并不适用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功利主义逻辑，有些事件，纵然失败，同样可影响历史，甚至比成功更能影响历史；失败也是一种遗产，正指向未来的成功——戊戌变法便是如此。我还想起列奥·施特劳斯悼念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丘吉尔的失败过于伟大，以至于不能称之为悲剧。”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戊戌变法，尤其谭嗣同。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