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8月1日，大清国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军力都在日本之上，举国上下都期待用一场战争来赢回中国的大国自信和国际地位。然而7个月后，战争却以中国惨败、割地赔款而告终。

　　“我们为什么败了?”120年来，这一直是萦绕所有国人心头的一个残酷的问题。转眼已是两个甲子，本报专栏作者、著名晚清史研究者雪珥与作家孙皓晖、军事学者乔良再度从改革观念、民族精神、传统性格等层面探讨起这个难解之题。

　　败在观念

　　雪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大博弈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一个是当下。讲到当下，正如美国史学家唐德刚所说，当下处在一个“历史三峡”当中。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的成效通过秦统一战争得到了检验，战争是检验改革成效的一个残酷的试金石，实践会把最终的结果摆出来。

　　中国第二次进入大国博弈期是从晚清时期开始。自那时起，中国也开始变法图强。与中国同时开始的日本，却在1894年有能力发动甲午战争，那场战争证明中国的改革失败了。中国和日本都历经了近代改革，在最后碰撞的时候为什么是中国输了?

　　乔良：首先，我认为中国改革不如日本彻底，并且不彻底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我们实际上一直秉持自己是中央帝国的老大思想，总认为西学没用，中学为本;我们是道，人家是气;认为西学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但在日本并不这样认为，因而日本的改革是全面脱胎换骨，完全脱亚入欧是其追求的目标。我们却一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状态就使我们不可能虚心地向西方学习，因为观念没有转变过来，一直舍本逐末，把西方的东西都当作工具，只将其皮毛拿过来，而不愿改变中国落后的本源。

　　但在这之前，你应该知道中国本源是什么——春秋战国以前的东西才是中国的本。其实两千年来，我们已经离那个“本”非常远了。到晚清时期，应该说清王朝已经没有生命力了。这时变法图强就是要让自己彻底地，从脑袋到身体，都全面发生变化。到今天，中国人对这点都没有完全意识到——实际上我们真正输给日本的地方在哪里?是观念。

　　譬如甲午海战，两支舰队，互有长短。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来看，北洋水师的总吨位远远大于日本联合舰队，北洋水师的重炮口径也远远超过日本的重炮口径。按理说其任何一发炮弹只要击中日本军舰的要害部位，这艘军舰必沉无疑。可整个大东沟海战下来北洋水师根本没有击沉任何一艘日本军舰，可自己却损失惨重。什么原因?正是因为清军对现代海战一无所知，邓世昌这些人除了有勇气、有气节，还有什么?

　　孙皓晖：邓世昌牵着狼狗上军舰，电影《甲午海战》中有这样的情节。

　　乔良：他们除了勇敢、有气节，完全不是个现代海军军官，所以必然打败仗。哪有一支舰队一条直线地从人家炮口下走?无论是舰炮还是陆地上的炮，一般都需要校炮，需要计算角度和射程，才能打准目标。由于北洋水师他们依次排成直线走，日军在其出发时打一炮，到站再打一炮，基本可以命中。

　　雪珥：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军队第一轮改革的一次实践检验。就跟秦帝国通过战争来统一中国一样，那也是一次检验。

　　乔良：秦帝国能够统一六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其国力到军队的编制，再到军队作战思想全是最先进的。所以说他攻打其他六国时势如破竹。我们的改革从关键的决策层到具体的北洋水师军官个体的作战思想，一概都没有。所以必败无疑。

　　败在精神

　　雪珥：所以在中日的两场改革当中，中国改革在掌握当时先进思想方面非常滞后。除此之外，你觉得二者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乔良：还有一些民族性的差异。日本从民族角度来讲，只有两个民族，一个是大和民族，还有一个是阿伊努族。而阿伊努族只有几千人，因而日本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那么，单一的民族是怎么生存的?看一看他们的民族发展史，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大致是通过血缘关系维系下来的。同一个血缘关系里，他们拥有团队精神、诚信和守纪律、守约。并且在诚信、守纪这方面的要求较严格。比如说在一个家族里，一个人成天到处骗吃骗喝就会被这个家族其他成员瞧不起。而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要做到诚信、守约就很难。

　　中国自秦统一六国之后，表面上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但人心统一了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今不同地域的中国人的情况，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觉得其他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觉得别人都官太小;南方发达地区的人都认为别人贫穷。族群间的差异，我们没解决，各个族群之间从来就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可日本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雪珥：我们因种种原因没能构建一个统一的国民性或者是国民认知。在现今面对“大国博弈”时，这可能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地方。

　　孙皓晖：我很赞同。关于日本这个国家和我们纠缠太深的问题，我在2001年曾连续写过四篇文章，叫《日本国民论红皮书》，在网络上的点击长期排在首位。

　　文章中，我有两个基本理念。一是日本是我国近代史中最为凶悍的一个敌对国家，也是给我们民族带来最沉重的长期灾难的国家。我们的抗战远远不止八年，花费多年实践我们才把日本问题解决，可现在这些问题竟然重新浮现了出来，而我们仍然认识不清，这源于我们从未从文明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该向美国人学习。战后，美国为了征服日本，在未登陆日本本土时就下任务给他们的学者，要求他们研究日本文明及其战争文明，因而诞生了名著《菊与刀》。他们发明了“独特的战争文明”这样的概念。这就是从战争文明角度去研究一种文明及其民族文明的根性。包括很多美国学者战后写的关于日本的著作，也都是从这个角度。他们没有把他典型化，而是对其进行对策研究。

　　我国与日本的碰撞这么深刻，这么长期化，败得这么惨，即使胜了也是惨胜，可我们的民族居然从未产生出从文明方面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和产品。

　　日本文明源于中华文明圈，是中华文明圈的重要构成部分。可为什么后来对中国是这样的态度?因此这个文明个性特点的形成我们必须去研究。据美国人研究，日本人生命里边最重要的态度是“无所谓”，商鞅变法就是如此。一条死鱼摆在砧板上，它对死亡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如果他们把战争也看作无所谓，并且他们对于战争行为有长久的传统，那么，文明个性特点如此也不奇怪。所以，日本的武士道本身就是法西斯根源的一个重要基础。对这样的国家，我们却从来不做深刻的分析，总用一些虚幻的、和平的词汇来麻醉自己，其结果是没把别人哄睡着，把自己哄睡着了。

　　败在性格

　　雪珥：甲午之败，败在改革的不彻底，也败在民族性上。说起民族性，我们就不能不把这个问题延展到历史深处。历史上，中国即便很繁荣、很富有，也不一定有战斗力。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当某些国家非常富有，GDP产值很高的时候，他还是被别人欺负。这个国家没有战斗力，他像是一头肥猪，不是狮子，也不是狼，比如后期的齐国。这个请孙老师谈谈看，经济发展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国家吸取的营养跟产生肌肉之间有什么关系?

　　孙皓晖：这个问题我可以分作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像雪珥说的历史上的肥猪现象。这个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所谓国弱不在大小，大国中的弱国也有很多，比如宋朝。

　　宋代是中国历朝历代中军队数量最多的时代，他拥有中央军80万，厢军等地方军建设的后勤部队40万，一共有120万军队。我们的任何朝代，当然除去现代不算，都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数量。秦在最强盛的时候也就80多万军力。如果用GDP来衡量宋代，无疑其在历史上是最富裕的，并且他的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富有特点的。其修文的功劳非常多，整理类书、文献的技术非常发达。同时，宋代的科学技术也很发达，四大发明中至少两项发明诞生于宋代。但宋代却是我们历史上积贫积弱极其明显的时代。我们所谓弱国无外交，这点在中国最典型的体现便是宋代。宋代周边的几个国家——辽、金、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但宋朝却一直不能够跟它们平等地对战，而只是不断地退后。中国的儿皇帝、孙皇帝都是宋代发明的，宋代出的汉奸最多，汉奸军队也最多。大臣里边公开主张把与敌对国家有争端的土地彻底让给西夏、辽的就是范仲淹的儿子。大臣公开主张出卖自己土地的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雪珥：为什么宋代“肥肉”这么多却不能转化为战斗力呢?

　　孙皓晖：国家意识形态是基础。国家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弱化，导致军队体制越来越涣散，所以各方面的战斗力无法凝结。当意识形态僵化，并且信奉的意识形态是衰落性的哲学体系的时候，国家的生命状态也必然衰落，那么民族的生命状态也起不来。这和春秋战国时代、秦帝国时代完全是两样。郑国在春秋末期是大国之一，却没能将辉煌延续至战国。春秋时期郑国最著名的改革是子产变法，这次变法没有使两大阶层产生冲突，所以郑子产是获得社会公共赞誉最多的一个人，他的变法实际上是调和双方利益，使国家不要动荡。这在当时对郑国有促进作用，但是没有形成强大的军队，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实力，所以被战国时最小的韩国消灭了，这是在国家性格的形成上的缘故。再从所谓“肥猪国家”现象来看，郑国还是要比宋代好一些的。我认为对宋这个时代，应有深刻的反思。我们文明的三大台阶的逐级跌落，从意识形态上说汉代就是一个大台阶，第一个大跌落是这时抛弃了多元文明，独尊了儒家，从此我们民族趋于保守。第二个大台阶是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喝得醉生梦死，从此知识分子不修边幅。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很多坏毛病。第三个台阶就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可以回想下，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扼制人性到这种程度，灭人欲是什么?它把人类所有的欲望都消灭了，这种扼制人性的哲学竟然成为我们最高的意识宗旨，所以宋代毫无生气。

　　雪珥：乔老师你怎么看经济发展与国家战斗力之间的关系?为何有些国家经济特别发达，也有一定的战斗力，却不能保卫自己?

　　乔良：首先接着孙先生刚才讲的，中国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的思想放到最高的统治思想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孔子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圣贤、是君子。因此要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圣贤和君子，实际上对大多数普通的人来讲视做不到的，而做不到在儒家思想那儿就成了小人。其实中国人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正确的去认识人应该是怎样的?是圣人、小人都很少，大部分是中间的灰色地带。结果你用两分法，一个人如果不是圣人就一定是小人，这就使得这个社会的思想追求变得非常危险。因为你明明知道自己是成不了君子，但也绝不愿意被大家认为是小人，那怎么办呢?只能去做伪君子。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盛产伪君子的根本原因。一大部分人自己成不了伟人就去做伪君子，至此，中国在这条轨道上越走越远，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道路。

　　我刚才谈到日本这么一个小国我们居然干不过他。首先一点是因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单一民族的短处是思维简单、缺少战略，孙先生刚才也谈到了。但是长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硬下决心就能一干到底。中国的民族太庞杂，也盛产各种各样的战略，这些战略互相打架，互相扯皮，最后就不能够得出从一而终的定论，所以我们干什么事情都是前怕狼后怕虎，左右掂量，左右掣肘，让你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点上我们远不如日本人有魄力。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至于你说经济的问题，以及经济和战斗力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虽然没有理论上总结出来，但是所有的国家的战略都和国家的获利方式是一致的，获利方式和战略是一个指向。为什么呢?灭掉其他国家，占更多的城池，掠夺更多的土地，拥有更多的人民，然后让我们的国家强盛，军队只要是沿着这个目标走，就没有问题，只是看最后哪个国家会胜出。清朝时我们可以看，甚至不是清朝，从中国完成大一统之后，特别是外患逐渐地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国家就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的获利方式是什么。开始认为自己的获利方式就是管好自己的人民，让人民在土地上好好地耕作，连商业苗头都掐死。安居乐业就是老老实实地耕种，获得丰收然后交税，这是国家的基本获利方式。我们为什么在面对西方的强大的崛起面前完全无能为力呢?因为西方的崛起是和获利方式完全捆绑在一起的。大英帝国的崛起是因为工业革命，既然工业化就有产品，有富余就一定要卖出去，要卖出去就会有交易、贸易，因此必须强行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获得市场。两次鸦片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撬开中国的大门，强行跟中国进行交易吗?当一个国家的基本获利方式很明确了之后，军队是为这个利益服务的，这便是坚船利炮的作用。

　　本文编自搜狐文化中心《大国博弈千秋捭阖——名家纵论历史经验与当下思考》高端读书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