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甲午战争绝不仅仅是中日双边冲突的产物，而是国际关系持久大博弈的结果，它与当时的英、俄、法、美、德等大国博弈和全球战略息息相关。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长期以来着眼于中日双边关系，对大国博弈着墨很少。雪珥这个系列，试图在这方面一探端倪。
        中国终于开始展示军威了：李鸿章下令，北洋舰队全军出动，从西到东，逆时针巡游朝鲜半岛。
        自明朝抗倭战争之后，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在济州海峡亮剑，也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在危机海域亮剑。
        1885年，远东最为强大的海军舰队，悬挂着黄龙旗，驰骋在北太平洋之上……

        巨文岛危机
        这一切，开始于巨文岛危机。
        巨文岛，位于济州海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的要冲，与对马岛一样，既控制着日本对朝、对华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控制着俄罗斯南下的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东方的直布罗陀。英国人将它称为汉密尔顿港(PortHamilton)。
        这一年的4月15日，英国远东舰队派出3艘军舰，突然占领了巨文岛，并在岛上修筑了永久性的炮台工事。对于这个岛屿，英国人垂涎很久，早在10年前（1875年），日本人曾试图染指该岛，在英国的坚决反对下缩手。
        英国之所以选在此时动手，其目的还是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的核心：遏制俄罗斯南下。一个月前（3月18日），俄国军队向英国殖民地阿富汗的北部地区发起攻击，击溃了阿富汗守军，史称潘贾德事件（Panjdeh Incident）。英俄两国剑拔弩张，全面战争可能一触即发。英国担心俄国将抢占朝鲜永兴湾，因此先下手为强，占领巨文岛，试图一举两得：既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兵力，舒缓自己在阿富汗受到的巨大压力；也未雨绸缪，堵上俄国自朝鲜海峡南下的通道。
        俄罗斯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其焦点就是朝鲜。1884年，俄罗斯与朝鲜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朝俄修好通商续约》，两国正式建交。对于俄罗斯势力的进入，朝鲜表示了相当的热情，以期平衡中日之争。
        也是在这一年，日本人策动了朝鲜的“甲申政变”，却因袁世凯的当机立断，被彻底粉碎，朝鲜亲日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中日之间的战略摊牌，因此延后了十年。俄罗斯在此时进入，一方面试图利用朝鲜亲日的“开化党”进行反华，另一方面利用朝鲜亲华的“事大党”进行反日，左右开弓，以图扶持亲俄力量。俄国人的收获相当不菲，朝鲜国王及王妃都对俄罗斯有相当好感。
        英国人占领巨文岛，令俄罗斯措手不及，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远东地区，俄罗斯的力量毕竟远不如经营多年的英国，不敢正面抗衡，只好逼迫朝鲜和中国。对于朝鲜，俄罗斯提出，要拥有与中国、日本同样的出兵权；对于中国，俄罗斯则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中国实际上默认了英国对巨文岛的占领，要求也占领朝鲜的一些岛屿。
        在各方势力逼迫之下，朝鲜派出代表前往天津，拜访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吊诡的是，英俄的行动，亦令日本相当不安，它绝不希望“使日本近海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殆不可保”（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锄信），更不愿意俄国插手朝鲜事务。然而，此时的日本绝无实力对抗英俄，因此，它试图与中国合作，鼓动中国对朝鲜事务进行积极干涉，甚至表示，如果英俄继续侵占朝鲜，则中日可以联合行动。日本还建议中国政府，将此前软禁在天津的朝鲜国王生父大院君释放回国，以牵制朝鲜国内的亲俄派。
        对于英国占领巨文岛，李鸿章最初的确乐观其成。他指出：“英暂据此备俄，与朝鲜、中国皆无损。”“朝鲜近患在俄与日，而俄、日畏英水师之强，亦未如非朝鲜之屏蔽。”这是将英国当作抵御日俄两国的重要盟友，只要英国还认可朝鲜是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对英国占领巨文岛就不进行干预。
        这个思路，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认可，日后在甲午战争中，高层曾动议将台湾岛主动租借给英国，也是同一思路。应该说，相比日俄，英国基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主要是经济利益。而英国的战略核心是遏制俄罗斯，正因如此，中国在此前的20多年里，实际已经成为英国的盟友。
        英国人似乎不想让中国难堪。占岛初期，英国就表示，希望签订一个条约：“英据该岛，中朝允不阻难，英据一年后，察该岛岁税若干，每年以税归朝鲜，派费若干送交中国，作为贡款。”这一建议，经由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传回国内，遭到严拒：“属国之地，岂可由我许其占据。且于中取利，尤非政体。”其实，英国此举有些画蛇添足，确是败笔。对于英国占岛，中国不可能公开认可，只能装傻默认，以形成对日俄的牵制。英国人将这种可做而不可说的猫腻摊到台面上，中国自然就只能高声抗议。
        朝鲜形成了“多方博弈”，英、俄、中、日四国，及朝鲜国内的亲华、亲日、亲俄三大派系，捉对厮杀。在俄罗斯的强压下，中国无法继续骑墙，因此，李鸿章开始主动出击。他首先要求俄国政府公开声明，宣布俄国对朝鲜无领土野心。这实际上是一个连环保证：俄罗斯“切实担保日后不取朝鲜土地，中国自可据俄国所担保者向英国担保。”毫无疑问，也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在得到了俄国人的保证之后，英国表示接受中国的要求，从巨文岛撤兵。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堪称成功的外交战：首先，利用英国遏制了俄罗斯在朝鲜的扩张；其次，利用这次危机给一心向俄的朝鲜高层以一个教训，此后朝鲜基本回到“事大”亲华的道路上；再次，利用俄罗斯的强烈反弹，确保巨文岛未被英国实际攫取，维护了朝鲜的领土完整；最后，是在整个事件处置中，将日本撂在一边，大大地削弱了朝鲜半岛的日本影响力。
        在交涉过程中，无论英国还是俄国，都要求中国政府确保济州海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的安全通行。李鸿章因势利导，下令北洋水师出动，武装巡游朝鲜半岛，这既是对英俄的安抚，更是对日本的示威——李鸿章早在1870年就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近在肘腑，永为中土之患。”北洋水师的兴建，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日本侵占琉球的刺激，李鸿章在1881年坦承：“今之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驾驭日本起见。”
        自1875年开始建设北洋水师以来，十年间，北洋舰队具备了基本的雏形，除了英国制造的巡洋舰扬威、超勇之外，德国制造的当时世界最为先进的军舰之一定远、镇远舰也在1885年开始服役。大清国正在迅速跻身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
        北洋舰队在巡游之前，于1886年5月14~25日，在天津口外的渤海湾举行了大规模实战演练及阅兵。这是北洋海军成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演习。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派出了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    ，代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亲临现场。演习总司令、海军衙门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全程陪同。
        军演之后，北洋舰队在提督丁汝昌率领下，沿朝鲜西海岸南下，经济州海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继续巡弋朝鲜东海岸，随后访问俄国海参崴军港。巡弋结束，舰队需要进行涂油维护，而中国自己的旅顺军港尚未完工，李鸿章决定舰队前往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维护，顺便访问日本——实际上，是要向日本展示武力。
        北洋舰队于1886年8月1日开进了长崎港，随后因官兵与当地商户发生纠纷，日本警察与民众伏击了手无寸铁的北洋官兵，酿成惨祸。中国政府在优势武力的保障下，在善后谈判中压制日本，取得了较好的谈判结果。而此举深深地刺激了日本，其开始节衣缩食，大力兴建海军，并在10年后的甲午年与中国决战。

        克里米亚危机

        其实，英俄之间的博弈，及其对远东局势的影响，至少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856年）。
        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的主要矛盾，就从英法竞雄，转变为英俄争霸。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线，是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积极扩张，导致与“老大帝国”土耳其的战争。战争在1853年爆发后，英、法、撒丁王国等相继加入土耳其一方，对俄宣战。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唯一的一场欧洲大国悉数卷入的战争，也是英俄第一次正面交锋，史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场，甚至远达东北亚地区。
        根据美国学者John D. Grainger的研究，彼时的英国，曾经向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中英同盟，共同对抗俄国。但是，当时的大清帝国还深陷在太平天国动乱的泥沼之中，无暇顾及如此遥远的大国博弈，因此不了了之。
        1854年，交战双方在靠近中国的堪察加半岛发生激战。勘察加是俄罗斯在远东的最重要基地，首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建于1740年。英法联军在1854年8月30日攻击该地，总共动员了巡航舰3艘、蒸汽巡航舰1艘，轻巡航舰1艘、两桅横帆船1艘和汽船1艘，配备火炮218门，2600名舰员和陆战队。英法联军此举，实际上是佯攻，为的是牵制俄军兵力，减少克里米亚的压力。这场战斗，史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包围战（Siege of Petropavlovsk）。
        克里米亚战争，引起大清国的高度关注。
        1854年6月23日（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八），两广总督叶名琛与广东巡抚柏贵，在向中央报告英国派人前来要求修订条约时，同时向中央报告了克里米亚战争概况。同日发布的圣旨指出：“俄罗斯夷兵，欲与英夷寻衅，难保不另蓄奸谋。该夷蛮触相争，与中国原不相涉。该督等但当密饬各海口炮台将弁，严行防守，毋稍疏懈。”（《筹办夷务始末》，下同）
        当俄罗斯舰队通过黑龙江，增兵勘察加半岛时，圣旨则指出：“此次俄罗斯乘船拥众，由黑龙江东驶，其所称与英夷争岛之语，未可尽信。”要求黑龙江驻军查清“该国船只究往何处，是否已近三姓边界”，并要求东北各地“一体严防”，“密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其船只来踪去迹，     宜勤加侦探，不可率与该国交接，尤不可轻给照会文移，转生枝节。”
        对于英国人的举动，大清国此时也相当狐疑。与太平军的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英国人却不时与太平军有所接触，清政府担心：“该夷既与中国和好通商，何故与逆匪往来，殊非和好之意。况当江中征战之际，设或枪炮误伤，我兵不能任咎。”“如果实与俄罗斯构难，何能从容往来内地，其为包藏祸心，已可概见。”同时，清政府命令“上海夷人”，“不得任意游驶；并谕以江岸海口，现在皆有重兵，若不遵约束，经我兵勇击杀，是该夷自贻之戚，于我无尤，使该夷知我不以起衅为怯，方不致日肆鸱张。”
        显然，在克里米亚战火延烧到家门口时，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对俄严防隐忍、对英则针锋相对——这与当时英国军政两界对太平天国的暧昧态度，息息相关。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罗斯失败，失去了在黑海地区南下的通道。因此，俄罗斯向东扩张，成为其唯一的选项。在战争结束前夕出任外交大臣的哥尔查科夫，深切指出：俄国应当在欧洲暂取守势，而将精力投放到东方的亚洲。恩格斯指出，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使“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又重新提出了”，“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改变他的国家的异常糟糕的处境。”
        其实，克里米亚战争前，俄罗斯就一直没有停止东扩。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俄罗斯并未放弃东进的野心，但是，面对当时国力雄厚的中国，俄罗斯有其心、无其力。鸦片战争之后，俄罗斯开始趁机大举入侵。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不仅没有收敛东进的力度，反而加大，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抓住太平天国动乱造成的良机。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为首，俄罗斯在中国境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入侵。克里米亚战后，向东走、侵占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打通东进入海通道，就是俄罗斯最为急迫的战略目标。
        与俄罗斯被迫东扩不同，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英法联军，在东方再度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占领了中国首都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过，令英法郁闷的是，其手下败将俄罗斯，此时却不费一枪一弹，与中国签订了《瑗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一口气割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收获了远超过英法的红利。
        在俄罗斯越来越积极地向东扩张之中，刚刚统一的德国，为了避免和法、俄两国陷入两线作战，也积极鼓励沙俄向东扩张。而对于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来说，要继续有效遏制俄罗斯，其焦点就在东方：扶持中国成为反俄战略盟友，乃是当务之急。

        “精明无为”

        吊诡的是，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突然之间放松对俄罗斯的盯防，为期足足20年。英国在这段时间推行的对俄政策，被称为“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这一韬光养晦的核心，在于对掉头向东的俄罗斯减少干预，而致力于巩固英国在中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与印度接壤的周边小国。
        提出这一政策，其根源在于英国依靠武力捍卫帝国的成本越来越高，试图进行新的尝试。这一政策推行20年，英国确实得以巩固了在印度的统治，但是，其代价相当高昂：在英国的“无为”之下，俄罗斯终于完成了对中亚三国浩罕、布哈拉、希瓦的征服，占据了高达39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腹地，对英属印度的北疆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同时，也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前后侵占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东北亚大国博弈的重要参与者。毫无疑问，这些对英国全球战略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1874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立即废除了韬光养晦的“精明无为”政策，而代之以更具进取型的“向前推进”（Forward Policy）政策——即凭借武力，对俄罗斯在中亚和远东的扩张进行全面遏制。自此，英俄之间的“大角逐”（Great Game）走向高潮，而地处中亚的中国新疆、地处远东的中国东北及朝鲜，也因此成为全球博弈的焦点。
        就在英国调整对俄战略的过程中，英国的中国政策最终定型：扶持清政府，作为反俄的战略盟友。
        1862年，英国政府计划向仍处于太平天国内战中的中国政府，提供一支现代化的舰队及海军官兵，史称“阿思本舰队”。为此，英国议会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辩论。次年（1863年）7月6日，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向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为阿思本舰队辩护，正式确定扶持中国政府的对华战略。
        巴麦尊是著名的鹰派，不仅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在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发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支持美国内战时的南军等大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这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爱尔兰贵族，在1830~1841年和1849~1852年间两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1855~1858年及1859~1865年间又两次组阁出任英国首相。
        他在演说中一反常态，提出要大力扶持清政府对抗太平天国。他说，英中之间的贸易在不断发展，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正在不断地“改革开放”之中，更多地将自己融入到国际体系中，而且对国际贸易更为接受和容忍，如果这时英国还不支持中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他对一些议员质疑阿思本舰队清剿海盗的使命大为恼火，他嘲讽他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本事你去试试看，还不知道是谁消灭谁呢！他说，在中国海域充满了各国海盗，一般的商船根本无力对抗他们，而只有阿思本舰队能把他们彻底扫清，确保中欧之间贸易的畅通。
        他提出，俄国和法国对中国觊觎已久，英国应该大力帮助中国整顿财经体系、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以抵御可能的侵略。只有英国力量的存在，才能令俄法不敢轻举妄动。他坦率地说，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是英国最大的利益，英国应当加强对华“忠诚的、坦率的、友好的政策”。
        《泰晤士报》报道说，巴麦尊的演说在议员们的欢呼声中结束。阿思本舰队虽然最后流产，但中英之间的蜜月情调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英国的陆军军官们继续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与清军并肩作战；英国的绅士们在赫德率领下，迅速在中国的海外系统牢牢地掌握了主控权，并依托这种财政力量，在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中，为英国利益保驾护航，中英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俨然成为同志加兄弟的典范，而中国的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被很多西方人看成是“英国化”的改革。

        对马危机

        就在英国决心全力扶持中国政府的同时，英俄之间的博弈，在远东地区引爆了又一场危机。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因中国依然被困于内战，俄国乘机在东北出手，大量侵占中国领土，同时，也对日本、朝鲜积极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同一年（1853年），美国舰队用武力敲开了日本的大门。而在美国人尚未与日本签约之时，俄罗斯趁乱下手，计划赶在美国之前与日本签约。俄美两国为此展开了一场竞赛，最终美国比俄国提前两个月签订条约。与美国仅仅获得了港口的开放不同，俄国还逼迫日本认可了自己在千岛群岛的扩张。
        为了获得远东的不冻港，俄国在1860年提出，要“抢在英国前边，在对马建立海军设施”。对马岛与巨文岛，是扼制济州海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的战略要地，此前，英国人已经在对马岛上进行过测量工作。
        1861年3月，俄国海军突然行动，占领了对马岛，开始建立永久性的军事设施。俄罗斯给日本方面的解释，是为了防止英国占领对马，因此他们提前帮助日本防范。针对俄国人此举，英国的反应相当激烈，不仅敦促俄国退兵，而且派出了舰队，准备动武。在巨大的压力下，俄罗斯最后无功而返。
        对马事件后，俄罗斯的东扩受到相当大的打击，进而在远东地区采取守势，甚至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直到1884年，俄国才重新采取攻势。
        克里米亚战争后，英俄在欧洲和近东达成了均势，其冷战的主战场就移师到了中东和远东。英俄在中东的博弈，直接关系到中国新疆的局势，而英俄在远东的博弈，直接改变了中日朝三国的国际政治生态。英国对中国在抗俄战略中的定位，促成了其对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扶持，也令中国在第一轮改革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取得了对日本的相对优势。
        这些，都对甲午战争前东北亚均势及中日力量对比，产生了关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