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雄才大略，我们习惯当作一个词语来使用，张学良却将其一分为二。据《张学良口述历史》，他说自己有两个长官，一是父亲张作霖，一是蒋介石：“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随之谈张作霖的雄才，却前言不搭后语，说不出所以然来。

　　读《张学良口述历史》，可知其人底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张学良地位甚高，但他的最大问题在于，本身只有小聪明，却缺乏自知之明，十分自以为是，而且身当要冲，以其小聪明决断大事，十之八九都是失误。胡适日记曾云：“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后来张学良撰自况联：“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忏悔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能意识到“半生误我是聪明”，足见他并非一无是处。

　　拆分雄才大略，比较张作霖与蒋介石，正体现了张学良的小聪明;认为张作霖这样的才干便可称雄才，蒋介石这样的才略便可称大略，则体现了他作为井底之蛙、坐井观天的局限性。

　　雄才与大略，并无一定之义。我理解的雄才，既然谓之“雄”，则不能限于一隅，不能是偏安之才。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之才具，说破了天，只能当东北王，一旦其势力范围超出东三省，便无法支配局面。由他出任北洋政府首脑，实在勉为其难，暗示北洋军阀无人可用、日暮途穷。“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云云，构成了他的政治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最终导致他横死于退出北京、返回东北的火车之上。

　　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25年，曹汝霖曾奉段祺瑞之命去奉天请张作霖，二人一同乘车赴京，途中闲谈，张作霖对其同时代人物，多有贬斥，如认为段祺瑞刚愎自用，徐世昌缺乏现代知识，黎元洪碌碌庸才，冯玉祥不宜共事。他最推崇的还是袁世凯：“只有项城的能力智力，能统一中国，惜误于群小，忽起帝制运动，中道而殂。”倘以袁世凯为标杆，张作霖则是东三省的袁世凯。然而，如果我们能同意严复对袁世凯的评价：“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耳。”严复的意思是，以袁世凯的才能，难以主宰中国全局，只适合治理一地，那么作为小一号的袁世凯，张作霖的才具，可想而知。

　　当然严复的论断，还可以这么理解：袁世凯有雄才而无大略，故而只能担任督抚。由此再来说大略。何谓大略?严复所言“世界眼光”，可视为一条标准。我则想起一句古训：“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最早告诉我这句话的人，应是我的姨夫，他教我下象棋，以此言为要旨，告诫道：不能只顾自家棋路，还得琢磨对方进退，能看穿对手三步棋，算入门，看穿五步，算及格，看穿十步，算登堂，自此有资格与人谈棋)能谋万世和全局，有此辽阔胸襟与长远眼光，才配谈大略。

　　胸襟与眼光之外，判断力也是大略的要素。所谓判断力，小到推断一个国家(朝代)的走向，大到预判一个时代的趋势。譬如1949年鼎革之际，身处大陆的知识分子走与留，遂成巨大考验，不仅考验立场，更考验眼力，此中定夺，直接决定其个体命运的悲喜。再如1947年8月1日，胡适在北平作广播演讲，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其中谈道：“……他们说最近三十年来，民主政治已不时髦了，时髦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代表劳农阶级的少数党专政，铲除一切反对党，用强力来统治大多数的人民。”其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他们”都不在少数，然而胡适却不以大多数人之是为是，不怕犯众怒，他坚称，自由民主的趋向，正是这三四百年来世界文化的最大目标、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来反自由、反民主的潮流，“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对此，余英时说：遍读胡适一生的政治言论，深感只有这一段文字最能代表他的民主精神和信念。这次演讲不仅印证了胡适的勇气，更印证了他的大略：他们只看到三十年，他却看到了三百年。

　　再说“有大略”的蒋介石。老实说，我始终不能认为，蒋介石有什么大略。他的最大优点，在于坚毅，人如其名，其介如石，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借用杨度挽孙中山的话讲，叫“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他的一大缺点，则是格局偏小。黄郛曾劝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弟于‘毅’字之一字，已足够足够，今后只当在‘弘’字上多下功夫。”按朱熹集注：弘，宽广也。黄郛的规劝之意，再也明确不过。然而终蒋介石一生，“弘”字依然欠缺。一个心胸不够宽广的人，如何能有大略呢?

　　真正有大略的人，不是老蒋，而是小蒋。王鼎钧曾称颂蒋经国的才干度量谋略统驭，认为有些地方更胜其父。我以为小蒋显然优于老蒋的地方，正在大略。他的眼光，不曾局限于一个家族、一个政党、一个岛屿、一个时代，从他宣称“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与表态“用专制结束专制”，从他对台湾民主转型时机的选择(不是更早，亦非更晚)，与对“一个中国”立场的坚持和诠释，皆可见其深思与远图。陶涵说，蒋介石无论在世、辞世，他的心显然不在台湾。此言同样适用于蒋经国。

　　回头来看张学良的话。其意义在于以雄才与大略论英雄，至于结论，则不值一哂：张作霖谈不上雄才，蒋介石谈不上大略(其实蒋介石的才具并不逊色于张作霖)。近世中国，英雄辈出，豪杰如云，然而细究起来，雄才者少，大略者更少，有雄才而缺乏大略，往往目光短浅，只可能成为一代枭雄，典型如袁世凯;有大略而稍逊雄才，往往眼高手低，只可能成为悲情英雄，典型如孙中山。兼具雄才大略，譬如宋教仁和蔡锷，却遭天妒，英年早逝，思之令人扼腕不已。

　　这世间最多的却是雄才与大略一无所有的庸人。要推举一个代表，首选发明了“雄才大略论”的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