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十），谭嗣同被捕于浏阳会馆，28日被斩于菜市口。监狱三日，他写了一首诗，题于墙壁之上，故名“狱中题壁”。此诗共计三个版本，黄彰健认定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唐烜（时任刑部主事）《留庵日钞》记录了另一版本：“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第三则是经梁启超《谭嗣同传》所传出、也是流行最广的版本：“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三者，应以中者最可信。同时我们也得承认，排除误记、误传之可能，梁启超虽改了五个字，却使谭诗气魄更胜一筹，不愧大手笔。

此诗前三句梁启超均有改动，最后一句却保留下来，因为改无可改。这句诗随之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谜题：“两昆仑”到底何所指？据统计，不下七种说法。其一认为指谭嗣同和唐才常。证据是，6月28日（农历五月初十），谭嗣同应征北上，唐才常为其饯行，酒酣之际，谭嗣同口占一绝，有“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之句，堪为三个月后狱中题壁诗之伏笔。不得不说，这是相当有力的论证。由此再看“去留”：彼时谭嗣同北上京师，唐才常留守湖南，一去一留；此时谭嗣同选择就义以酬过去，唐才常作为生者以图将来，同样一去一留。

湖南是谭嗣同、唐才常的家乡和基地，经营多年，自然不可能放手。加之谭嗣同对于北上参与改革，心底不无犹疑，留唐才常在老巢，可视为后手。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谭嗣同到京没几天，毕永年接踵而至，随后召唐才常北上相助。其目的，则在武力夺权，包围颐和园，禁锢慈禧太后。他去游说袁世凯，号称“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一语，即指唐才常而言。难说幸与不幸，唐才常行至湖北武汉，听闻变法失败、谭嗣同喋血菜市口的噩耗，只得驻足。满腔悲愤，化作一副挽联：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这七十二字，实可谓一字一泪，一字一恨。此中深情，正不负二人的生死之交。谭嗣同说过：“二十年刎颈交，绂丞（唐才常字）一人而已。”唐才常眼中的谭嗣同，亦复如是。

自此唐才常一心一意以复仇为念，如其诗云：“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他曾嘱咐三弟唐才质处理家事：“来往信札，有关时事者，皆付丙丁，惟壮飞之书宜留。”丙丁者，火也，把平日书信付之一炬，以绝后患，足见其决绝之情；壮飞是谭嗣同的号，唯独留下谭嗣同的信，足见其深挚之情。

此后近两年，唐才常奔波于海内外，为筹划起义沐风栉雨、摩顶放踵。吊诡的是，谭嗣同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纠结于革命与改革之间，唐才常竟陷入同一困境。区别在于，谭嗣同纠结于理念与行动，唐才常则纠结于派系。从派系上讲，他是康有为一党，尽管此时康有为并未放弃革命路线，不过其革命目的之一，在于使光绪皇帝复位，是谓“勤王”，这样的革命显然不够彻底；对于勤王的招牌，孙中山等革命党则不感冒，他们一来主张排满，二来反对帝制，基于这两点，必然与光绪为敌。当时唐才常试图把康、孙两派凝聚起来，同心戮力，发动起义，然而两派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纵使他尽心竭力，终究无果，相反，恰是两派的日渐分裂，构成了自立军起义失败的一大根源。

试举两例。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发起自立会，手订章程，序文之中，既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之言，亦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语，前者保皇而后者排满，实在自相矛盾。唐才常未必不知其矛盾，可是他要周旋于康、孙两派之间，不得不两边兼顾，左右敷衍。对此，毕永年大加反对，劝唐才常断绝与康有为的关系，唐才常自有他的考量（如与康有为的师生之谊、要利用保皇会筹款等），坚决不从，二人激辩一昼夜，谁也不能说服谁，以致毕永年无比失望，痛哭而去，随后削发为僧，不知所踪。毕永年与会党关系极深，他的出走，等于断唐才常一臂。

1900年7月，唐才常联络上海名流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发起中国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国会宗旨，一是“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二来请光绪复位，“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这还是自相矛盾。此时跳出来反对的是章太炎，然而他也无法说服纠结于两难之间的唐才常，最终气愤至极，当场剪发易服，退出国会，并宣布与唐才常绝交。

如此可知，自立军起义之前，其力量并非不断壮大，而是一再分化，除了毕永年、章太炎，如吴禄贞这样的革命党人，同样不满勤王口号而在起义前夕愤然出走。再加上康有为财政支援不力、通讯不畅等因素，唐才常等所策划的自立军七军起义，只有秦力山主持的前军在安徽大通准时举事，余者大都胎死腹中，唐才常、林圭等纷纷被捕，殉难者数以百计。

相传唐才常本有机会逃亡，却愿效仿谭嗣同，坐以待捕，“予早已誓为国死”。被抓出门之时，“面无惧色，仍时与其同志谈笑自若”；夜过长江，仰望星空，感慨“好星光”——其慷慨与从容，与谭嗣同简直如出一辙，知己之交，肝胆相照。入狱之后，张之洞特派郑孝胥去审问，他答道：“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其供状仅二十一字：“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1900年8月22日，他被处死于武昌紫阳湖畔天府庙旁。“就义之时，神色不变，慷慨如平生，临绝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这不由令人想起谭嗣同的临终壮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同心若此，相期无负平生。

唐才常被关押在汉口巡防营之时，曾口占两首七绝：“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莫谓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香。”“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好头颅付与谁？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束总为斯。”——他可以慷慨激昂，我们却不得不掩卷深思：自立军起义何以失败，唐才常结局何以悲剧？而今有一种说法，归罪于康有为，认为他克扣革命经费，导致起义一再迁延，功败垂成。然而，不妨推想，假使康有为将百万募款全部寄给唐才常，起义一定会成功吗？只怕没有人敢于肯定回答，说到底，起义失败的重大原因，一是革命大势不成，二是革命力量不足（当时起义之领袖是革命党，主力则是哥老会、大刀会等会党分子，这些人，一来散漫，二来功利，只可为辅而不能为主，无法担当重任），就连唐才常，都不甘舍弃“勤王事”的招牌，而徘徊于革命与改革之间。就此而言，他与谭嗣同一样，与其说为革命而死，不如说为不够革命而死。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