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二月河先生的书缘有一个奇异的开端。少时到舅舅家里拜年，在表哥床头撞见一本书，不仅没有封面，前面似乎还缺了几页，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名字乃是甘凤池：“甘凤池似乎心事重重，苍白的面孔上一对浓重的卧蚕眉紧紧蹙着⋯⋯”此前我读过梁羽生《江湖三女侠》等，知道甘凤池系江南八侠之一，独臂神尼的徒弟，吕四娘的师兄，于是想当然耳，以为手上这本残书应是武侠小说，大喜过望，捧起便读。不料读了两章，觉得不大对劲，甘凤池仿如惊鸿，一闪即逝，主角渐渐换成了李卫、允祥、雍正皇帝等，舞台不再是快意的江湖，而是压抑的庙堂和幽暗的宫廷；最关键的是，当时我虽只是初中生，已经知道雍正阴险毒辣，恶贯满盈，这本书却把他写得那么好，有勇有谋，有情有义，未免令人反胃。中午问表哥这是什么书，他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恨水东逝》。
《雍正皇帝》共计三部，《恨水东逝》乃是下部。我竟从下部读起，足见错位。待把这三部书读全，已是大学时期。话说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用他自己的话讲，叫“落霞三部曲”——我读得最认真的正是《雍正皇帝》；就我所见，争议最大的也是《雍正皇帝》。相比康熙和乾隆，二月河笔下的雍正，与大清史上的雍正，反差实在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真实的雍正好比一株曼陀罗，二月河所虚构的雍正，则如一朵白莲花。
曼陀罗是一种毒花。雍正之毒，不是狠毒，而是阴毒，中国古代的皇帝，比他狠毒的一抓一大把，比他阴毒的几乎没有。何谓阴毒？从他对付钱名世、曾静等可见一斑。钱名世与年羹尧交好，雍正铲除年羹尧，殃及钱名世，若是狠毒的君主，一刀了事，雍正却不杀，只革职，让他回老家，然后亲书“名教罪人”匾额，挂在他家门口，还令朝中文臣作诗声讨其劣迹罪行。其处置之要义，端在一个“辱”字，对讲求名节的知识人而言，怕是比杀头还难受。如雍正上谕所云：“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一句，正可见雍正的险恶用心。
曾静劝岳钟琪造反，旋被供出，谋反是古时第一重罪，论律该杀，雍正照旧不杀，反而放下身段，与其辩论，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后令曾静到江南宣讲，讲什么呢，讲自己罪孽深重，讲天子圣明仁义，这说到底，还是一个“辱”字。后人曾总结其治理知识人的招数：“⋯⋯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这在雍正王朝，早有先例。
对待知识人，主旨是辱，对待官员，主旨则是疑。雍正驾驭臣子，可谓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且用且疑，且疑且用。这一帝王心术，绝对是臣子的大不幸。在其治下，不做事不行，能做事也不行，那些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如隆科多、年羹尧、岳钟琪，往往难得善终。以前我曾说过：“臣子往往不怕明君，明君好侍候，不怕昏君，昏君好糊弄，甚至不怕暴君，暴君好决裂，最怕雍正这样的疑君，根本不知道他希望你做什么，却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在此情境之下，不仅仕途，连生存都只能归结于运气。”
说罢士与官，再说民。有一种为雍正辩护的流行论调，称其以严酷手段整顿吏治，有利于百姓。在家天下的时代，百姓不过是刍狗，好一点的帝王，使他们“暂时做稳了奴隶”，坏一点的帝王，则使他们“想做奴隶而不得”。雍正治吏，根本目的是充实国库，倘有利于民生，则属意外的恩惠。进而言之，雍正时代的民生，未必称得上良好。如你所知，清朝有康雍乾盛世之说（有时作康乾盛世，略去雍正，的确不大公平），其鼎盛时期，应推乾隆朝，然而张宏杰先生经过考证，判定乾隆朝的实质是“饥饿的盛世”——这是一种双重饥饿，不仅指物质，还指精神。乾隆朝如此，雍正朝自然等而下之。
如此雍正，在二月河笔下，却是一副正大光明的面目。《雍正皇帝》末章，雍正临终长叹道：“朕为扳回圣祖爷晚年朝局颓败之风，得罪了多少人？兄弟，大哥二哥三哥、八弟九弟十弟，还有⋯⋯十四弟、年羹尧、诺敏，杨名时、岳钟琪、张照⋯⋯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天下所有的豪门大户！今人视朕为铁腕皇帝，后人必有的指斥朕为暴君独夫——是的，小民百姓说朕好，贱民也会说朕好，因为朕不许贪官污吏苛剥他们，朕除掉了他们的贱籍⋯⋯可这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他们没有笔，也没有口，后世谁能知道朕？”——假如不知雍正的底细，也许会为这番慷慨激昂的说辞感动不已。事实上，“小民百姓说朕好，贱民也会说朕好”与雍正全无关系。而且，雍正绝不会口称“八弟”“九弟”，在他称帝第四年，已经把此前与他争夺皇位的八弟允对改名“阿其那”，九弟允端改名“塞思黑”，二者都是满语，前者意为猪，后者意为狗，以示折辱。
《雍正皇帝》结尾，二月河安排雍正自杀身亡，“⋯⋯在极度的燥热、兴奋、愤懑与痛苦中再次高高举起剪子，对准自己的心窝猛地刺了下去”，这更是荒唐。雍正之死，按《清史稿》《清世宗实录》等记载，系病逝，野史则传言其暴死，如遇刺。不过无论哪一种，都无自戕一说。因为以雍正的自负与强横，绝不会为一生的举措而愧悔，则无自杀之可能。二月河让雍正自杀，实质则是用他的明君/圣主情结杀死了雍正。
从体例上讲，《雍正王朝》属于历史小说，既然名曰小说，当然允许虚构，而不必是历史的投影——历史小说的看头恰在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只是虚构应有其度，不可完全抛开或颠覆历史。历史本是黑色，你虚化为灰色，这没问题，涂抹成白色，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康熙大帝》近乎把黑色美化为灰色，《雍正王朝》则把黑色美化为白色，所以后者引来的争议远远大于前者。
不妨再做对照。同为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常被拿来与高阳先生相提并论。高阳名作《慈禧全传》，写的也是帝王，几乎可作信史来读，“帝王三部曲”显然无此功效，谁若以此为信史，只怕脑子里有些贵恙。这背后，潜在一大原因：高阳在平视甚至俯视皇帝，通过皇帝写历史，二月河则在仰视皇帝，抛开历史写皇帝。
不过颂圣亦有风险。雍正五年初，太常寺卿邹汝鲁作《河清颂》，以“圣人出，黄河清”之意颂圣。不料其中一句话惹恼了雍正，下旨道：“太常寺卿邹汝鲁进《河清颂》，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之语。不知其出自何心，亦不知其何指！今兹河清之瑞，朕并未令臣工进献诗文。若不善文词，何必陈献？乃于所进册页内出此悖之语，显属讥讪，甚属可恶！著交与九卿共同严审定拟具奏。”大臣商议，以死刑报批，雍正为了显示自己的仁慈，改作“革职，从宽免死”。更倒霉的是乾隆朝，常有草民颂圣，企图谋得一官半职，如王肇基作“恭颂万寿诗联”，“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却换来乾隆一句“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捏时事，病废之时尚复如此行为，其平昔之不安本分、作奸犯科已可概见，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传谕“立毙杖下”。这些悲剧，不得不让人啼笑皆非。
作者为法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