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温州高利贷引发的跑路危机之后，近日，杭州地区因“互保联保”面临资金链断裂的600多家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的事件再次牵动了全国的神经。

　　坦率而言，对于融资体系残缺并且严重歧视民营企业的中国主流的信贷制度而言，“互保联保”绝非近期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中国信贷制度下，民营企业无奈的“金融创新”。在信用贷款难以获得，官办的担保机构又不愿意为民营企业提供担保，或者民营企业难以承担高昂的担保费用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互保以及联保，就成了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的必然选择。而这样的“互保联保”，对于银行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安全的选择。在宏观经济景气、企业扩张的情况下，这种“互保联保”的风险自然很小，但一旦行业紧缩，担保链条上的企业出现问题，则整个链条上的企业都会引发资金链危机，从而出现真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收紧信贷，催收贷款，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加速企业资金链的崩溃。

　　由此观之，600家民营企业因为担保链条断裂上书求助，表面上跟整体经济环境的下滑，以及一些行业的过度扩张有很大的关系，但事实上，背后折射的仍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局和金融乱象。在中国当下的金融制度下，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融资主体，在现有的融资体系下，不仅信用贷款和民营企业没有关系，即使那些主流的担保机构，也并不愿意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的担保，从而导致民营企业的融资在现有的体系下只能依靠“互保联保”这种“自力救济”的行为，而这种担保，一旦有一些企业出现金融欺诈，或者整体行业不景气，必然会发生连续反应。

　　这是一种系统风险。但比这种歧视民营企业系统风险更大的，则是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根本没有如何防范这种风险的任何预案，一旦资金链出现问题，除了各大银行赶快抢先到企业催债，从而加重危机和恐慌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应对举措。这次600家民营企业上书求助，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经信委、省金融办、省银监局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处置;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3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如果说要求三年之内，不要削减企业的贷款额度，尚可商榷，但第一个要求，不仅合理，而且的确需要政府出面，进行系统解决，靠银行的催债，只能使危机更加蔓延，靠企业自救，也并非有效的举措。因担保引发的信贷危机，本质上仍然属于杠杆危机，解决金融的系统风险本来就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欧美等国对此都有成熟的应对方案。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财政预算监管缺失、公共资金的使用极为混乱的中国，对于民营企业的信贷危机，无论是银行，还是国人，却表现出了“高度”的市场经济风险自负原则的理念和对企业的苛刻，这不仅是将危机的根源全部归于企业，掩盖了政府金融体系的残缺和责任，更是对市场经济系统风险的误读。这种观念的歧视和对民营企业命运的冷漠，恰恰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所绝对不容的。可以设想，如果这次信贷链条断裂的主角是国有企业，银行的逼债也好，还是让其自生自灭的观点也好，都不会大行其道，政府不但会救，而且非议也少。而一旦民营企业出问题，我们的纳税人却立即觉醒，逼着眼看被逼上绝路的企业去找市场，而不是市长，实属匪夷所思。

　　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浙江600家民营企业面临的资金链困局，政府不但应该出手解救，而且，考虑到中国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之弱，未来诸如“联保互保”等引发的风险将会是常态，应该着手建立金融应急的常态机制，建立危机应对基金，避免危机的蔓延和企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不是什么乱花纳税人的钱，而是市场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必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