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河

特朗普执政3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定之中。按照美国政策圈的惯例，从冷战初期的杜鲁门开始，每一任总统在职期间的外交原则都会被冠以“主义”俩字。那么，又应该如何定义“一天一变化，三天大变样”的特朗普主义呢？根据其不同侧面，对特朗普主义有着不同的描述。有的称其为“退出外交”，强调其倾向于退出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有的称其为“逆全球化”，强调其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有的称其为“商人外交”，强调其只要有实利，就不在乎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行事作风。这些描述都捕捉到了特朗普主义的某一重要方面，但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豹变”背后是美国在当前时代深深的“自我怀疑”。特朗普主义也标志着美国外交已经告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步入的“自信时代”，是一次时代转折。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一整套对自己有利的自由霸权秩序，其中既有多边安排也有双边安排。政治上有联合国及其下属的一系列多边机构，经济上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驾马车，安全上有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内的一系列的网状和轴辐同盟。虽然这些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支撑起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甚至是霸权，但维持这一秩序却是有成本的。这里的成本不仅仅是维持机构运转的费用，更多的是美国为了争取其他国家接受他的领导权而在各个层面做出的让步。例如，为了将日本牢牢拉拢在这一秩序体系中，美国不仅让其在安全上“搭便车”，而且长期对日本进行单方面的市场开放，亦即允许日本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单方面享受美国的低关税市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要用行动说服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的国际秩序能够享受更稳定、更优惠的国际环境，以获取长期收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虽然会部分削减其承担的国际秩序成本，例如“尼克松冲击”之后美国就放弃了很多金融义务，也多次要求甚至迫使日本之类的国家“平衡”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但总体上美国还是相信维持这一庞大的国际秩序“得多于失”“利大于弊”，美国能够从这一秩序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和合法性。然而，到了特朗普政府，这种对于能够获得长期收益的坚信开始动摇，白宫开始认为维持自由安全秩序本身“得不偿失”，必须重新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其对外政策从“批发”变成了“零售”。特朗普认为，基于美国的体量，“零售”要比“批发”更加合算，甚至可以狮子大开口。也正是因此，在过去3年间，美国的很多盟友承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北美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被要求重新磋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亚的北约盟友被要求提高国防占GDP开支比例，日本和韩国则被要求承担更多当地的美军费用，同时还要进一步向美国打开市场。可以说，特朗普主义正在亲手摧毁美式国际秩序的基础。

重视具体的经济和安全收益当然无可厚非，然而追求的是长期收益还是短期收益，却会对一个国家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一切从短期利益出发的处事风格，使得他经常既要求盟友追随其外交政策，又不给予经济或者其他补偿。这使得特朗普主义与美国在之前数年中的外交布局格格不入，最终会带来深刻的盟友间矛盾。其中典型就是美国的对韩政策：美国一方面要求韩国在双边自贸协定中让步，一方面又要求其在朝鲜问题上追随美“极限施压”，甚至还要求韩国全部负担美韩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费用，然后又拒绝调停日韩贸易冲突。其结果，就是韩国宣布要废除日韩情报协定，打乱了美国在东亚的“网络化”同盟转型进程。特朗普政府的底色就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长期战略的“自我怀疑”，其结果就是“美国的新行为”与“盟国的旧预期”之间的剧烈碰撞。

追根溯源，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推行“自我怀疑”的新外交，又是美国国内社会分裂的结果。实际上，从国际层面来看，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维持自由霸权秩序“得不偿失”的观点并没有多少依据，美国从这一国际秩序所保障和推进的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全球化必然在一国内部产生输家和赢家。因此，虽然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整体得利，但是美国社会内部却有日益增长的怨气，美国的广泛国际承诺也就成为了被迁怒的对象。对于美国应该往何处去，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日益加深，共和党正随着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保守化，而民主党也同样在加速激进化。伴随着美国国内斗争的日益激烈，国际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下降，因而所谓“两党外交共识”虽然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特朗普需要特别在意的问题了。这也让白宫可以放手在外交政策上“为所欲为”。至今为止，特朗普所希望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如愿以偿，唯一不能称心如意的只有对俄政策。由于民主、共和两党都对俄罗斯极度敌视，所以特朗普无法“重启”俄美关系，只能继续维持对俄制裁。但是尽管如此，特朗普并未因为其主张对俄缓和而遭遇国内的政治惩罚。

说到底，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右翼对美国自己主导和创建的国际秩序的怀疑，是缘自对美国社会发展的怀疑，或者说是国内社会焦虑的镜像。特朗普主义在外交上的种种“乱象”，也正是对美国国内的“复刻”。